三、公民媒介学的游戏规则
中文版《普通媒介学教程》书影 douban.com
在德布雷看来，信息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源于媒介的技术性能：“因为所有的传播载体都会引起或者隐藏一定的社会关系。又因为社会关系本身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一定的机械载体引发出来。”如果说媒介技术与制度变迁有相关性，那是因为媒介本身是一个舆论机制，一种操作手段，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孵化器。对信息主体产生的作用是其他一切社会变迁的前提，尤其是当信息技术的更新本身就代表着社会新生产力的流动性时，媒介技术的社会动员作用就开始设定一个制度转换的媒介化逻辑。由此产生的公民媒介学思考彰显出一种具有思想深度和历史预见的传媒社会学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传播媒介的运行机制，并从媒介的显性功能出发来透视新媒体的社会功能。有鉴于此，在这里对德布雷在冷战刚刚结束的1991年提出的公民媒介学的十一个命题进行如下解读：
第一条：“媒体会思考。媒体革新和介入越发展，媒体就越代替我们思考，占主导地位的媒体思维也就越能够成为其时代的主导思想。”媒体会思考，媒体流动的无序性找到了一个功能性位置。信息越来越快，因为人们思考的过程越来越短，微信微博才会大行其道。新媒体的信息快捷产生连接、互动乃至共识的性能优势。媒体的发达导致媒体替代人们思考，这颠覆作为传播学原理的议程设置概念，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实质是机构设置，机构定位。而今天有更多的自发性或跟风性，今天的机器人编排新闻不再成为新闻，按照关注指数、人气高低来编发信息序列，呈现信息从一哄而起到一哄而散的快闪；媒介的信息提示，来自被关注度，跟帖转发作为标示；一切都是在流动中完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参与或旁观。当机器人新闻成为现实，核算和抓取的结果是人机对话的结果，传递给后来的受众；可能不再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含义，而是偶发的新闻事件和当事人。
第二条：“性能最好的媒介，即成本／效率比最好的媒介相对于先前的媒体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能够波及得更广、更快，需要信息发送成本最低和信息接受最不费力（最舒适的同义词）的那个媒介。在这种意义上，电视比广播更有优势，广播比报纸更有优势，报纸比小册子更有优势，小册子比书更有优势，书比手抄本更有优势，等等。”媒体的竞争是基于接受性能和成本的竞争，接受成本低，技术效用好，这就形成媒体运营的两条轴线，一条是成本，一条是性能；前者是各种投入的核算问题，后者是媒体的可接近性以及方便程度。新媒体的性能优势在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点对点的接触效应创造了一种近似于零度的界面，重新定义了信息渠道。所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不是互补关系而是替代关系，
第三条：“就像在一个既定的经济构成中，其内部在一种生产方式（往往是最后来的那个）的主导下重叠着好几个生产方式，每个媒介域都根据其最有效率的记忆重新整理其不同的网络。”不同的媒介域有建构记忆方式的差别。因为不同的媒介连接不同的目标受众，传统媒体的受众习惯于在固定时空面对一个固定的媒体。为维持受众的再生产，传统媒体的不断改版，是通过调整审美疲劳来维持和扩大受众，用新的表现方式扩大竞争能力，不断翻新组装原有内容。而新媒体的受众则是在信息流的快速闪动中迅速感知和寻找信息，如美国新闻界的数字新闻报道模式中的卡片化新闻报道（cardification）将一个新闻报道细分为若干有意义的信息单元，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不同的信息单元来全面了解一个新闻事件。“卡片”式新闻的传播魅力就在于这种数据库式样的新闻处理完整、丰富，能够帮助受众建立信息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如果说要通过媒体来建构记忆，微信就是继博客和微博之后在当下建立个人化记忆的一个载体，并借助于云数据的存储和保管来形成一种新的记忆。
第四条：“对国家权力而言，传递机构的技术决定更多地决定了领导权（hégémonie）实施的条件、内容本身以及斗争的组织。因此，我们不能将政治统治方式同象征的灌输方式分离。”政治统治方式与传播方式有关。作为在20世纪享有盛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了一个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指出上层建筑同时有两个层面，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而且，前者是一种间接的、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社会协调与控制手段，对于防止国家的专断行为，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有机知识分子的结盟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其重要使命就在于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引导首先获取革命的文化领导权。”简而言之，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还要有文化革命，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加入形成新的文化联盟。当然，葛兰西在监狱中的革命冥想并没有考虑传输革命内容的技术方式。而任何一种新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导权的把控要借助于一种媒介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再运营，这就是今天在全球范围展开竞争的文化创意产业。
第五条：“在技术发展的每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媒介和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之间的相关性都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技术与政治技术之间的现行衔接。”文化技术和政治技术如何配套？实质上就是主流的思想和主流的信息传播技术产生勾连。这差不多是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人文革命的一条历史经验：“在政治说服体系里，‘制造权力认知的权力’直接依赖于‘通过展示宣传讲解权力的工具的效能’。”没有新的传播方式，就不能抓住最活跃的受众。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仅是保留权力的仪式感，更需要一种柔性界面的打造、话语空间的弹性和讨论氛围的公平和公开。
第六条：“因此，一个‘社会转变’理论就不能以自身内容有效为名，同其传递的物质条件及形式分离。在这方面，一个没有方式方法（quomodo）的怎么办（quid）应该被视为完全无效。对于理想社会，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人有能力将看法表达出来，有些人把他们有条理的言论印刷出来。但是如果这些观点不能从一些人的脑袋里跑到另一些人的脑袋里的话，就永远都不会有对世界的构想，即‘集体实践与集体再现之间的某种关联’。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奉献这种或那样的社会传播，搞清楚如何以及有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才能够使自己被他人听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在他们工作的下游，而是在上游。他们所做的事是否有意义，他们本人的使命存在与否全都有赖于此。”在一个社会发生流动变化的时期，自然会产生一种众声喧哗的社会和声，这些不同的声音如何编制到社会语境的共识里？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自发性、集体性、多样性的表达的空间和场所如何形成？有没有合适的表达位置？是需要被听见和被辩护，而不仅仅是被表达和被定义。集体实践和社会再现的关联性，无疑是公众知情权和社会活跃度的重要指标。
第七条：“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媒介的属性之间的相关性并非是机械的，没有这种相关性，我们将无法解释拥有同样的散播手段的统治政体之间的差别（不过，随着“媒介化”较差的统治系统向“媒介化”较强的系统靠拢，这种差别正逐渐消失）。这种相关性只是意味着，并不是任何世界观都能够以相同的几率通过任何一条渠道，也不能以同样的手段统治两个媒介学时代。每个“意识形态”都有其自身的媒介学性能指标，与赋予其生命的媒介域相关联。”简言之，不同的媒介塑造不同的意识形态。媒体的占位和意识形态的定位似乎成为一种天然区隔，比如说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和新媒体的大众自我传播，比如说供给的信息和搜索的信息。信息的位置决定信息的关注度和信任感。信息流程一对多的垂直指向与多对多的交流循环的传播差异就在于后者在更广泛的语境中验证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后者来说，与其说是影响别人不如说在确认自己，并成为一种亚文化状态的“新意见阶层”。
第八条：“书写域（书－铁路－报纸）特有的一个社会意识形态迟早会被与图像域（电视－广播－飞机）相伴的意识形态淘汰。前者因无法经得起一种自由竞争状态，为保护其生存，不得不寻求一种行政的或军事的强制性保护（如在东欧或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寻找一个博物馆或大学式的无痛避风港（如在法国的共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时期被纳入不同的媒介域，而不同的媒介技术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能，包括概念、故事和形式的差异。由此出发，每个媒介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轴。鼓吹宏大叙事可以是大众传播的强项，而信息化的市场经济必然给新媒体提供个性化竞争的空间。传统媒体在建立政教秩序、连接广大受众和平衡社会舆论方面的社会效益使它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新媒体对受众的信息渠道、注意力和时间的重新组合，使得新媒体在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方面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赋能实体。
第九条：“今天，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出现观念和表现的流通域直接控制观念和表现的生产。因而，对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现的批判不能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对支配观念和表现的机构的批判。”既然都是信息观念的流动引导人们的态度和制度安排，通过管理机构重新设计并界定话语的边界。真正面临的矛盾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便人们习惯于意识形态的习惯进行表达，亦是表达对身份结构和制度走向的主观意图。
第十条：“一次媒介革命就是一次政治革命。反之则不成立。概括起来讲，政治已经不再站在控制台上。”如果说媒介域与社会制度直接相关，那是因为主流性质的媒介技术必然参与制订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时间压力和影响力等。作为西方民主的一个负面案例，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媒体帝国的意大利企业家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在1993年12月组建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参加政治竞选，其电视广告的核心词就是要制造“有效的神话”。仅仅三个月，就赢得竞选，出任总理，成为“传媒的民粹主义”案例。
第十一条：“一个社会群体、一个执政党、一个领导人不能长期地“胡说八道”，或打算通过随便什么渠道“传递”任意信息。不管是否拥有行政控制权，国家都不再是媒体的主人，相反媒体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要想生存，就需要它同有思考能力、有使人相信的能力的主人交涉。”新媒体的移动性和微型化事实上使得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无法控制的一种趋势。任何有效的治理措施和管理操控的可持续性是要参与和制造信息的循环，这种过程就是媒体社会化的博弈过程。新媒体的自媒体特征有助于产生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或支配的反对乃至于反抗，以此重建社会关系的集体行动。所以，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越来越借助于媒体社会化的博弈，这种博弈不一定产生当下的效果，但通过信息的积累产生效果迎接变化。
信息的生产性和流动性，即生成信息的指数曲线不一定都要产生政治效果，但肯定是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学习方式的改变。比如，今天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危机之一，就是教室、教师和课堂上的自媒体军团的对峙，这就提出了一个媒介革命的子问题，即在课堂教学中如何重新形成教与学之间的信息交换的氛围。
这十一条媒介学命题所预言的游戏规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因为，这些四分之一世纪前提出的命题，系统地表达了一个值得我们不断反思的传播学逻辑：任何信息的可传递性在于这个信息本身是否可以被再生产，并且从这个信息所衍生的意识和观念的中培育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夏蒂埃在研究启蒙运动时期的小开本的偏好在取代阔边栏的偏好时，发现印刷文本的阅读方式的变化实际是在践行康德的“个人公开运用理性”的观念，从而加速社会的去神圣化进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哲学书籍’的颠覆性内容当中，它们可能并不具备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巨大的说服性影响；相反，新的阅读模式——哪怕所阅文本内容完全遵从宗教和政治体制，发展出一种批判的态度，将人们从构成旧表象根基的依赖和顺从中解放出来。”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