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传播学学术谱系中，信息与传播的关系亦是一个互动的结构。在第一个工业化时代，人们主要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关注受众效果，传播学的上层建筑属性或意识形态偏向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进入到后工业时代（有人称之为第二工业化时代），信息的生产力属性日益显著，自动化、微型化和个性化的全球化移动信息技术应用成为生产力绩效评估的主要参数，从而产生调节传播制度的生态位的问题性（problematic）。
媒介学的思考逻辑由于本身的历史主义和技术主义并列的思维架构，有助于人们从文化基因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把握媒介变迁所产生的即时功能如何和长期价值相统一的关系。媒介学的魅力其实在把媒介创新的技术生态纳入社会变迁的精神结构，即在对信息源和信息序列进行重新辨析的过程中，有助于人们从形式上去把握信息驱动的能量结构。
信息传播的技术演变往往与人类文明演变的复合性规律相关，不同形态的信息符号的共存和妥协还将是一种现实，能指的无限并不能代替所指的有限。有趣味的是，不同的媒介空间代表着不同尺度的现实主义。因为从技术本性来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所承载的世界确实有差异。这种确信的差异和定位的差异投射出传播主体的主观性和趣味性的差异，为宏大叙事终结后的微型叙事开辟无限的空间。不可否认的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及其社会普及有利于解构旧的象征系统。新媒体之所以能够成为风行天下的象征系统，不仅仅在于其作为社会运行的“软件系统”所具有的几何级数增长的生产效能，还在于它的深入人心为人类的自由发展提供新的信息保障和信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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