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具有特殊性
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新闻实践环境与历史发展。
新闻专业主义是在新闻职业化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美国表现为自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开始，新闻职业为摆脱党派政治和资本收买、获得社会认可与可持续发展，渐次发展出一套新闻共同体都要加以遵循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包括客观性理念、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公共服务意识与面向、新闻人个体自律与媒体共同体自律，等。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使得公众与其他行业工作者认识到新闻业自身有一套价值规范和操作规则，也使他们认为呈现在媒体上的新闻是可信的，或者说对媒体上的新闻的怀疑度大幅降低。可以这么说，没有新闻专业主义，就没有美国新闻业在美国及整个世界的辉煌。
相对于美国较长时间的新闻实践，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中国新闻业中的大规模实践，基本上始于南方报系。南方报系的实践中，既有新闻理念与新闻伦理等价值层面的，也有新闻采编与媒体经营等操作层面的。从实践效果来看，以新闻专业主义作为理念指导和操作规范的报道与办报报刊准则，获得了公众认可与社会美誉度。这不仅表现在对经济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新闻报道上，还表现在对敏感领域与议题的报道上。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实践，让整个社会看到了异于传统新闻话语表达的新视角、新叙事与新模式。
正因如此，我们在业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准则，越来越多的传媒人在实践中以新闻专业主义指导自身的职业行为；在学界看到了更丰富的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研究、历史追溯与现实讨论；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实际约束中，越来越能体会到其对以新闻专业主义方式做新闻报道的宽容与认可；在接受信息的公众层面，越来越多的人赋予媒体与媒体人更高的社会美誉，对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推动能力给予更高的未来期待。换言之，业界、学界、管理者、公众等社会各方对新闻专业主义都有了新的认识、接受、认可和预期，并将其逐渐确定为对媒体与媒体人的认知与共识。
但是，这种变化至今仍是一个“在路上”的行走过程。其原因固然有基于中国特殊国情与意识形态现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的时间尚过于短暂，与媒体发达的美国相比，便一目了然。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到19世纪末，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仍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媒体与媒体人的社会声望与职业地位均未获得公众认可。“由于政论报业的主观色彩与大众化报业的低俗化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尊严，以致在20世纪之前，新闻人无非是一些流言家和落魄文人的代名词。”[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但即便如此，自20世纪30年代“客观性”成为一个新闻学很流行的专业价值观[参见（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3页。]，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构建与实践亦有近百年之久。而在共和国的新闻史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引入与践行，不过区区二十年左右。“1998年以后中国有了新闻专业主义比较成功的媒体《财经杂志》，1997年南方都市报刚刚创刊，南方周末创刊比较早，1984年，但它早期是比较休闲的周末的报纸。”[展江：《中国媒体的困境与出路》，共识网2014年10月22日访谈]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不久前由“姚贝娜采访事件”带来的社会热论与专业交锋，即是新闻专业主义“在路上”的例证。
另有一个问题是，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并非在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体中进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与现实约束，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既存在“政治取向”的媒体，也存在“市场取向”的媒体。比较而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多是后者，其原因既有浪漫的理想主义，也有世俗的市场主义。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现实都意味着，在整个中国新闻界，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并未真正达成共识，新闻人也没有真正融合成一个共同体。不仅如此，处于不同新闻平台的媒体人，因体制篱笆，造成相互有隔阂、有轻视、有极少的相互进入。也就是说，整体意义上的新闻共同体建设尚未成功。事实上，大家所关注的离职出走的传统媒体人，绝多大数都是来自于“市场取向”的媒体。这其实已经表明了中国新闻界之内的某种隔绝与社会期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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