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创立“文化科学”而蜚声当代文化人类学界的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后认为：“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传播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这样，怀特从传播的角度，把文化看作是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流程的统一体。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斯维尔，作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更是归纳出文化传播具有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等三大功能。其中所谓传递遗产，就是指传播是延续社会文化传统的原动力之一。即传播作为文化的基本特征，一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进行的。
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有声载体也不例外。纵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从原始氏族的劳动号子、先秦时期的编钟乐舞、汉唐时期的歌舞大曲乃至宋元以来的戏曲艺术，以及我们今天在广播电台、电视台、音像商店、音乐厅等现代传播媒介中广泛接触到的各种传统音乐。所有这些传统音乐文化现象的产生及其传承、发展，莫不都是音乐传播行为的结果。
也就是说，“传统是一条河”。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动态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在创造音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着音乐的传播行为。没有人的音乐传播活动，就没有社会音乐生活，也更说不上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由此可以说：音乐传播，是传统音乐文化动态发展、充满内在活力的根本原因，是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主要动力之一。
那么，怎样来理解这种作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传播”活动呢?
从广义上来说，所谓传播，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因此，一般说来，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必须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反馈信息等四个基本要素，并且，从宏观上说，每一次传播过程也至少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即“传播来源单位”（信息提供者）、“传播目的单位”（信息接受者）以及二者之间“信息的发送和反馈”。
在传播活动的这三个基本环节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表现为中间环节——“信息的发送和反馈”。
因为，传播的本质体现为信息的流通。而信息在流通过程中，首先外化为某种“符号”，成为一种符号化了的传播内容。与此同时，传播活动中的这种“符号”是表达特定信息或意义的形式或手段，它作为负载或传递信息的“基元”，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如声音、图形、文字、表情等等。在音乐传播活动中，传递信息的基元就是乐音音响符号——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
音乐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能够从其他文化传播类型中分离出来，正是由于它负载信息之符号载体——乐音音响符号的特殊性以及音乐信息本身在形态、意识领域的特殊性，使得音乐传播的各过程凸现其独特的品质。因此，作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活动，都是这种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此外，在“信息的发送和反馈”这一传播环节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要素是传播媒介。因为符号负载信息，而媒介则是符号的载体。传播学上的媒介，又称媒体、中介或中介物。它作为信息符号载体，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在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音乐传播媒介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多媒体综合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事实上，历史发展中这种种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基于生产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不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深刻变革，也使得社会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
因此，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其传播的历史过程根据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模式上的差异，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口语媒介传播时期、乐谱媒介传播时期、电子媒介传播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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