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中国问题的日本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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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有着历史认识冲突的东亚地区国家是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对象地区，而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当然地就成为了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对象。日本对中国实施文化外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形成学术和舆论攻势把“历史问题”学术化，把在战争责任追究和历史认识方面对日本的批评表述为“对日本的误解”；二是在把“历史问题”非原则化的基础上，通过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传播其“新的亚洲认同”理论，为日本主导东亚统合进程创造舆论氛围和政策思想条件。
无论是全球化意义的国际合作，还是地区一体化意义的“共同体”建设，民族国家间相互尊重、通过文化交流促进达成国际共识和亲善感情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拒绝的。但是，战后东亚的地区政治结构和历史发展进程与欧洲根本不同。德国因为其严肃清算战争责任而赢得欧洲各国的信赖和接受，所以欧洲共同体进程的政治障碍、社会心理障碍就容易克服。而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日本的推脱而没有受到严肃的追究，其保守政治与战前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是日本国内外政治家、学者都一直有所批评的事实。日本保守政治极力在不放弃其敌视或蔑视中国等侵略战争受害国家的历史认识前提下用文化手段塑造其和平国家形象，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有利于其增强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主导东亚共同体进程的自信；另一方面也为其国内修改宪法、实现“普通国家化”制造有利的国内舆论，比如通过日本文化外交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中国塑造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并把历史问题暧昧化，然后把这种出口的学术和“舆论事实”转销到日本国内，即以连中国人都不坚持原来的历史认识并承认日本是和平国家这种说法，打压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左翼力量。如果日本的这些战略策略达到目的，日本国内坚持历史正义的和平友好力量将进一步被削弱。同时，如果中国在日本的文化外交攻势下失利，会更加刺激蔑视中国的日本保守政治家和学者们以更加离奇的大国日本雄心蔑视中国，日本的对华外交将更加强硬，对历史问题、联合国改革问题乃至利益纠纷问题会作出让中国方面更加难以接受的压迫。例如，像日本议员组建要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所谓“反日”照片的联盟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表明中国的让步、暧昧或者无所作为不会得到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适可而止的满足，反而会使他们更进一步地提出脱离常识的要求。对于种种类似的要求，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便在各种问题上纠缠；如果中国政府接受，中国的知识青年群体乃至普通民众可能作出激烈的反应，从而造成中国国内的政治紧张。但无论日本的文化外交如何计划、如何成功也不可能灌输到让多数中国民众接受日本历史观的程度，它只可能在中国制造愚昧、滑稽的舆论分裂和社会思想冲突，中国有可能陷入中日关系与国内政治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日本的文化外交把中日关系问题转化成了中国自身的问题。
中日关系问题的“中国问题化”将加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立场而导致蔑视性的中日关系陷入长期冷战的僵局。日本国内舆论发现文化外交改变中国历史观的事实，日本的民意调查的中国观就会越发偏向于反感、蔑视，而日本政府利用这种民意调查数据，以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理由对中国展开不妥协的压迫性外交政策，中国政府就可能陷于不能有效应对而只能勉强妥协的境地，但这种妥协的不可能是无底线的；如果日本强硬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公然打破钓鱼岛无人岛现状的程度，中日关系将彻底崩溃并带动中国内政高度紧张。
因此，从建立和平友好稳定的中日关系的总原则和中国改革开放良性发展的目标而论，应该旗帜鲜明坚持相互尊重条件下的互利合作，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赢得日本各方的尊重，而只有获得日本尊重的中国外交才能规避国内政治风险，没有这种尊重的日本对华外交是中国政府难以应付、中国人民难以接受的。具体到日本文化外交造成的中日关系新事态，中国应当培养、扶持有真才实学的中国学者，组织能力过硬的研究机构，成为国内日本研究的主流，拿出足以和日本的文化外交进行有尊严对话和有效交流的学术成果，形成具有中国思想话语主体性、具有高度学术水平因此可以进行文化外交竞争的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知识体系。学术交流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但大学和学术机构不着眼于学术水平的扎实提高而竞相以争取外国资金和国际项目为能事、孜孜以求眼前现实利益的行为，既是中国学术事业的灾难，也是国家战略利益的灾难；因为这些是服务于外国利益的。1990年代以来，“向钱看”、“向大钱看”、“向大大的外国钱看”的学术发展机越来越在主流化和普遍化，所以扶植培养真才实学者和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势在必行。对照日本，政府和学术机构为推行文化外交不断地在组建新的研究和传播机构、广揽人才，这提示人们：国家间的文化外交斗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没有高水平、数量规模化的人才，知识生产和话语权竞争、国际政治主体性和国际传播能力建构都不能不流于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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