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谋求东亚地区统合进程主导地位等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领域不懈努力的同时，又有组织地研究、实施所谓文化外交战略，明确地开辟了文化这一新的“外交空间”。文化外交战略由日本政府制定、指导并提供资金实施，由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市民团体等展开活动，利用文化交流、留学生教育、学术活动等传播日本文化，培养接受日本教育的高等人才，用日本的学术主张影响他国学者，在他国建立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据点，以酿成对日本的理解、亲近感情，间接地使他国的舆论乃至政策符合日本外交的需要。在战略利益上，由于中国被日本定位为竞争对手甚至是安全威胁意义的敌对国家，所以日本在挟日美同盟之“硬权力”遏制中国的同时，还不断展开文化外交，谋求渗透和影响中国舆论、政策的“软权力”。
一、文化外交战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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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强硬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批判。日本舆论一方面以“干涉日本内政论”之类强词反诬；一方面抛出“日本文化论”辩解，称日本文化认为人死后都成为神，为参拜战犯亡灵制造神秘的日本文化特殊论根据。“日本文化论”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就是可以用来指责他国对日本文化不了解、不理解，即对日本有“误解”。在这种逻辑上，日本外交开辟了一个“软实力”进攻领域，就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传播日本文化、影响他国舆论和政策的文化外交。
关于文化外交的概念，早在50年代岸信介首相就曾经使用过。那时，日本政府针对中国抵制其反共反华政策的对抗局面，称中国对日本有“误解”，主张应当通过文化交流消除“误解”。战后，日本一直重视对东南亚以及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而关于文化外交战略有组织、有规模的正式研讨始于2004年底。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于2004年12月作出决定：日本与世界各国国民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在增强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同时，推进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酿成亲日感情，增进与各国的友好关系，维持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这对于扩大日本外交的广度和深度非常重要，必须从广阔的视野综合检讨其方式方法。另外，要对于日本的地区研究、知识交流进行检讨，以提高日本有识之士的传播影响力，这对进一步巩固日本外交的基础也很重要。因此，内阁总理大臣请求有识之士参加，举行“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恳谈会事务由内阁官房处理，外务省协作。
第一次“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于2004年12月7日举行，首相官邸召集一些学者、文化人士参加，并作为首相的个人咨询机关而设置起来。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青木保（当时为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王敏（法政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当时为立教大学教授）、山内昌之（东京大学教授）等，政府方面的参加者有小泉纯一郎首相、细田博之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外务大臣等。会上，小泉致辞说：虽然日本外交突出的是安全保障、经济关系，但传播日本的文化、传统并取得理解很有必要，有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町村外相发言说：日本在战后已经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这种硬实力的国家了，向外扩展日本的软实力非常重要。要让世界各国的人们抱有日本是优秀的国家、必须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想法，这一重要时期现在到来了。小泉首相指名青木保为恳谈会主席。在意见交换中，把文化作为“外交的一环”的主张受到强调。涉及中国，有人指出：中国的日本语学习者在增加，不仅是量，质也很重要；即使懂日语，如果对日本文化、日本特有的心灵和感性方式理解不足的话，反而招致相反的效果。有人建议：在文化外交方面，传播据点很重要，有必要充实对外文化机关。另外，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预算分配在什么领域、优先什么地区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2005年1月14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讨论关于日本思想、文化魅力的传播和外务省工作等问题。文化厅赞成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推进日本文化向国外传播，国际交流基金提出了相关资料。在这次会议上，有人介绍说：文化传播的目的，一方面有文化的重要性，但也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本人曾经受美国国防部邀请参加了三个月的到喜欢的地方、见喜欢的人的活动，受了这种招待，就不会恨美国，这关系着人的感情层次的安全保障。
2005年1月27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关于国内、国外据点的整备，有人提出：为了在国外与其他国家争夺优秀的人材，在收集信息情报的同时，要很好地展示日本的魅力，吸引外国人到日本，有必要在国外设立日本的文化机关据点。还有人说：整备据点有两个方面，作为外交力量基础的地区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作为日本文化一环的学术，要考虑如何为文化外交所用。有人建议：文化外交具体实施的时候，主体有日本人和外国人，即日本人传播和外国人在日本学习，综合进行这两种活动并进一步作为教育机关发挥机能的场所是必要的。有人具体谈到了针对中国的文化外交，说：中国政府局长级以上的官员中超过100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验。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中78％有留学经历，其中两到三成在日本留学过。但是，日本几乎没有着力维持与这些人的联系。为了维持与这些人的交流、建立网络，组织团队是必要的。在向中国的传播方面，重要的是留意“文化翻译”得以实现的传播方法。例如，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采取相应的行动，可以改善日本的形象并有利于两国间的友好。再如，北京有四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日本应该在那里赠与刻有“日中友好万岁”的路灯。据说，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策划邀请全世界与战争有关的纪念馆馆长举行国际和平论坛，日本要积极地共同举办。
其后，又经过几次座谈，2005年7月11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了“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的第七次会议。这次会议议定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书《创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日本》，青木保主席作说明，并交付小泉首相。报告书强调通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进行市民层次的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提议把存在历史认识问题的东亚和需要加强文明间对话的中东伊斯兰地区作为文化外交的重点对象，积极致力于驻留型交流项目和国外文化遗产保护。据内阁官房负责人说，以这些建议为基础，有关省厅将在来年度的预算案中列入用于文化外交的具体支援方策。在会议讨论中，有委员指出：只要有“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文化就会发挥保卫日本的力量。还有人说：文化外交，从安全保障的观点看，可以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文化具有心理、精神方面的影响力。有人就中国问题发表意见，说：近年来，中国“反日”感情高涨，是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几乎不了解日本，一提日本就是侵略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在日本留过学或与日本进行过交流的人当中，有人就会努力说明日本不是那样的国家，即使是围绕历史认识也有年轻人热烈交流的事例。总之，在外机关应该加强宣传日本战后60年间作出了和平的、经济的贡献。还有委员说：7月上旬参观了北京大学举办的与日本的战争有关的活动，今年的参加者不足50人。本人亲眼所见，年轻人已经变得对战争和过去的历史不再固执了。另外在西安，与学日语的研究生进行座谈，他们几乎都是受到村上春树、片山恭一等日本现代文化的刺激而学日语的。从10年前开始一直向中国内部传播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信息，现在中国终于出现了知道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多有不同的人。应当向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传播日本的和平理念，健全这种组织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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