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外交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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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参加者、东京大学教授山内昌之（后来又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方委员）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文化外交的战略目的是促进对日本的理解和日本形象的改善，并为异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培育作出贡献。至于为什么要以东亚为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地区，山内昌之说：“以中国和韩国为中心的东亚，与日本之间在历史认识或者价值观方面的相互理解越来越重要，而现在围绕这些问题有意见分歧。”这表明，针对中国，日本文化外交的战略目的就是要在历史认识和价值观方面改变中国的舆论环境和相关政策。几年来，日本的文化外交取得了很大进展。
1．扩充国内的地区研究机构
日本学术一贯有着重视中国研究的传统，现在作为地区研究的中国研究更突出服务于外交、促进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功能。早稻田大学作为近代日本研究中国和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重镇，早在在1990年代末就成立了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后来，受日本文部省资助设置了“现代亚洲学”研究据点，这一据点又扩充而成立“亚洲研究机构”。日本学者打出“新亚洲学”的旗帜，广泛邀请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学者参与学术交流，希望对“亚洲新地区主义”、“新的亚洲认同的形成”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以贡献于“亚洲地区的统合”，即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
亚洲研究所被称为“亚洲研究机构的引擎”，它基于2020年将是决定亚洲与世界未来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的认识，把构想“2020年的亚洲与日本：多样性的共同体”作为一大题目，展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学科的多层次、立体的研究项目，与国内外研究者和研究机关进行共同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亚洲研究所策划、实施一种“知识网络”的构筑，并利用所构筑的网络作为日本亚洲研究传播的场所，组织亚洲沙龙、亚洲研讨班和亚洲论坛。原“文化外交恳谈会”主席青木保已被聘为亚洲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所的教授，而他又在2007年4月被任命为日本政府的文化厅长官，可谓文化外交之官学结合的模范。他提出：“东亚文化圈”不是以历史性的中国古代文明为中心的，而是在各国平等的文化空间中形成的，在此延长线上，日本、中国、韩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创建“东亚大学”。亚洲研究机构在2007年5月25日、26日举办了题为“21世纪的东亚：超越边界”的国际论坛和学者研究会，就东亚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可能性、东亚大学构想与文化交流、东亚现代史研究、东亚地区研究、东亚知识交流与人材培养等进行研讨。从东亚地区的历史研究，到东亚一体化的地区研究，日本学者努力为东亚国家提供反映日本思想、日本主导地位的知识与理论，积极主动地与东亚国家的学者和留学生交流意见，进而影响东亚国家的舆论和政策。一个从日本主导的亚洲研究机构到日本主导的东亚大学、日本主导的知识与思想网络、日本主导的东亚舆论和市民社会、日本主导的东亚地区统合发展构图，已经隐约可见了。
2007年5月，设在东京的“人间文化研究机构”招聘从事现代中国地区研究的研究员，计划派往京都大学人文华体会娱乐体育首页
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社会华体会娱乐体育首页
所现代中国研究据点、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等6家中国研究机构。这是日本文化外交战略把中国作为重点对象的具体表现。很显然，在由日本学者主导和中国学者参与的日本研究机构中生产有关东亚的知识和思想，并通过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向中国传播，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建立思想的、知识的、人脉关系的网络，以达到超越国家认同而接受日本主导的地区认同之目的，是日本文化外交的指南。
2．扩充在中国的教育文化据点
近几年来，日本多所大学在中国设立了联络机关，从事合作办学或直接招收中国学生。国际交流基金组织和日本使馆的文化机构也加强了对中国的工作。
3、协助在中国的图书出版、电视节目制作等传播工作
图书出版和电视节目是文化传播的主流常规手段，当然也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在笹川和平财团的资助下，2001年成立了一个“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的研究性组织。2006年5月，财团资助他们在中国出版题为《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的论文集。该书认为：曾经有过敌对历史的两国国民在历史认识上产生隔阂是客观事实，而且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不同立场也是明确的，但不能强行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历史认识。历史本身是个“心灵的问题”，体谅对方的“心灵”，“倾听、尊重对方的主张，才是日本与中国真正实现和解的第一步。”这本书的主旨是不满于日本受到“右倾化”的批评，努力追求“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也就是说让中国尝试“倾听、尊重”日本的“历史认识”。该书的一些论文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是日本人心中广泛存在着对中国的“恐怖感”和厌恶感，主张“满洲国”有着“傀儡国家”和“理想国家”的两个侧面，提出了汪精卫政权是不是“傀儡政权”的问题并努力论证它具有“对日本抵抗的一面”和“对维持经济和治安起了一定的作用”等等多面性。总之，侵略有其因、汉奸有其情、殖民有其功等等历史认识已经“超越国境”登陆中国。上述主张由日本学者和在日本教育机构培养或合作、交流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研究者提出、论证，既是日本文化外交成果，也是日本文化交的扩大再生产。
在电视传播方面，日本协助中国主流电视媒体制作节目，宣传日本和平发展的战后国家形象，强调“中国不了解日本”、“中国人对日本有误解”、应该“相互理解和换位思考”、“放下爱恨”等等，引导中国民众不要总是追究历史而要反省自己的感情、思想、知识偏颇。
另外日本大使馆、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大学和学术机构还积极联系北大、清华、北外等高校以及学术研究单位，推进邀请中国学者到日本访问、吸收留学生和举办各种交流活动的计划，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和媒体研究也在中国开拓着文化市场。
4．进行共同历史研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2005年4月由日本提议、后经两国政府确认实行而从2006年底正式启动的。这是一个从开始就置中国于进退两难困境的项目。中国与日本之所以发生所谓“历史认识”冲突，是因为日本政治家以种种否认侵略战争事实、正面祭拜甲级战犯等言行刺激战争受害国民众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要进行共同历史研究，也应该是就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基本事实的确任，以为中日两国提供继续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推进战后和解的知识基础。但日本倡导的共同研究，把议题设置为包括两千年的全部历史，就是要尽可能回避其侵略战争的历史，指责中国在古代曾经向少数民族地区“扩张”，指责新中国成立后还参加、发动国对邻国的“战争”等等，以显示历史的复杂性；而其底线就是争取对历史问题“各自表述”，把历史问题锁定为“学术问题”使之从中日关系的政治议题中剥离出来，达到日本可以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中国、但中国约束不能作出政治抵制的目的。共同历史研究的最终报告原计划2008年完成并向两国政府提交、发表，但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不得不一再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