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作论”阶段(1982—1996):平等合作，授人以渔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对非关系调整的酝酿期。1982年9月，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中国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外交工作重心超越意识形态开始转为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服务。与此同时，非洲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基本结束，也进入发展经济阶段。自此，经济、技术上的合作提上中非关系日程。
1982年12月至1983年1月，当时国家领导人在访问非洲11国时，提出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正如美国学者黛博拉所观察到的:尽管这四项原则的许多内容都重复了周恩来在1964年宣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但实际上并没有提及“援助”一词，相反，这四项原则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
1992年6月底7月初，杨尚昆访问非洲摩洛哥、突尼斯和科特迪瓦3国。杨尚昆在科特迪瓦阿比让总统府宾馆对科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表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其话语落脚点依然是“合作”。
在“经济合作”话语的指导下，中非关系的经济意义超越对意识形态的诉求，中国逐渐调整对非援助框架。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中国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追求对非援助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非援助的主要形式，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和鼓励。
这一阶段，以1989年为界分成前后两段:前半段中非经贸关系发展平稳，后半段中非政治关系得到强化，经贸关系发展明显提速。整体来说，这一阶段在维系中非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经贸关系是中非关系的主轴，中国建构对非话语的主要手段是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对外援助和文化交流为辅。经济发展合作、突破国际孤立、寻求发展中国家支持，是中国建构对非话语的主要驱动力。这一阶段目的有三:1.继续压缩台湾地区国民政府的国际生存空间，扩大与非洲新兴国家的外交关系;2.追求非洲国家在涉及中国人权、领土完整、民主改革等问题的政治支持;3.发展中非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
三、“责任论”阶段(1997—2006):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非洲国家和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与日俱增。出于对国际社会的回应，中国开始自觉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开始不断理性调整对外政策。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顶住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成功抗击亚洲金融危机，便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次成功实践。此后，“负责任大国”的理念成为中国对非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携手非洲国家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国际选择。
1996年5月，江泽民访问非洲6国，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揭开中非友好关系新篇章，标志着中非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2000年，中非本着“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友谊、促进合作”的宗旨，共同倡议成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并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根据机制程序，论坛每三年举行一届部长级会议，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中非友好合作日益扩大和深化，为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提供了国际平台。此后，借助中非合作论坛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设立合资合作专项资金支持和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逐步扩大基金规模，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等对非公共外交举措，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践行对非话语的重要手段。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更加积极、正面地看待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呼声，如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呼吁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开始融入各种国际机制争夺国际话语权，反驳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中非关系的指责，将“国际责任”承担作为提升国家形象、对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策略。为平衡中非贸易，自2005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关于《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的货物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非洲国家的商品出口到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根据上述规定，共有25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190种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并被给予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这一阶段，中国践行对非话语的主要手段除原有的双边援助外，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对非援助，最突出的是开始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搭建常设性机制性合作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尝试建构一国与整个非洲大陆的全新关系。经贸关系发展、国际政治支持，是这一阶段建构对非话语的主要驱动力。这一阶段目的有四:1.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2.为中国商品开拓市场;3.寻求国际政治支持;4.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