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应是一种话语权的复兴，需要融通中外、国际认同的话语体系支撑。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和自信，突出表现在中国外交由“问题导向”转向“话语权导向”，由被动回应转向话语引导。具体而言，即由解决双边或多边外交问题，转向主动用话语创新、议程设置，来创新完善国际秩序;由被动回应外界质疑、他人设置的话语与议程，转向积极设置国际议程引导国际舆论;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个案处理，转向更加综合、系统地一揽子处理双边或多边外交问题，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基于这种转向，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是中国建构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结合中非关系发展历史、现实与趋势在非洲的具体而微，具有鲜明的区域性、针对性和中国特色。
话语是思想与知识的表达，它反映实践过程，引导实践发展;话语体系是以事实变迁为依据，遵循一定逻辑，针对相应问题，以诠释传播特定理念为旨归的话语有机整体。将“话语”和“话语权”引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尽管是20世纪末的事情，但如何建构话语并行使话语权、发挥影响力的实践，却是自国际关系诞生即有的。新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与非洲国家陆续建立外交关系伊始，就一直试图建构中国特色的对非话语体系。本文梳理评析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旨在充分尊重而不是割裂中非话语文化传统，从更高视域探索传统话语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话语的融合交汇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推进新时期中国对非话语体系的建构，形成同中非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和现实解释力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对非话语体系。在梳理评析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的历程上，我们认为中国建构对非话语的理念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践行话语外交的过程，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国际话语权认知的过程，可分为“兄弟论”“合作论”“责任论”“软实力论”和“命运共同体论”五个阶段。这些阶段的确定，一般根据官方或学界对中非关系的定性话语来描述。
一、“兄弟论”阶段(1956—1978):无偿援助，授人以鱼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纲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石和基调。1953年12月底，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中国外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这是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五项原则”随后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的共同倡导。1955年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发表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涵盖了中国代表团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此，中国倡导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建构对外话语体系的发轫之作。
为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围堵，开拓中国外交新局面，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非洲10国，首次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主张”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八项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中独树一帜，核心话语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任何条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确定了中国对非话语体系的基石和基调。通过中国援助，饱受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更好地认知并理解了中国。到1971年10月前，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达到25个(周恩来访非前仅有12个)，中国利用对非关系打开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援助”也成为与西方援助截然不同的发展资源，成为中国将对非话语付诸实践的主要手段。
1971年10月25日，在亚非拉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第26届大会表决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中国发来邀请电，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正在召开的联大会议。在讨论是否立即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时，毛泽东表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非洲兄弟”这一话语首次进入中国对非话语体系。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地区获得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为中国建构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平台。但中国派驻联合国代表团首任代表熊向晖认为，毛泽东在讨论是否派遣代表团参加1971年的联大，以及接见代表团成员时均未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至于毛泽东是否说过“亚非拉第三世界兄弟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类似话语，则无从考证。我们认为，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样的类似话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此“兄弟”这一中国特色话语进入中国对非话语体系，用来界定和阐述中非关系，并时常见诸中方领导人的讲话和外交文件，随时见诸媒体，尤其常见于中国驻非各国外交使节的话语中，且沿用至今。
1974年2月，毛泽东接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肯尼斯·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这一理论在当时正确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力量构成，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和对非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强化了“兄弟”话语的合法性。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主要体现为“五项主张”和“八项原则”，落脚点是“援助”。对非援助成为中国建构对非话语权的主要手段。由于中非是“兄弟”，又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兄弟情谊，在这一阶段，凡是非洲“兄弟们”的要求，中国几乎有求必应，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的理念高于一切。后果是中国的对外援助额超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经常是自己“勒紧裤带”，也要让“兄弟们”吃上肉，其典型就是援建坦赞铁路。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特别联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并详细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1988年，邓小平更明确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经过多年坚持和重复传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理论，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这无疑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为世界国际关系话语建构作出的重大贡献。
这一阶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兄弟论”为引导，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主要通过对外援助来实践。对外援助是现代国际公共外交的萌芽，最终成为实施公共外交“一揽子”工具中最经常使用的工具。从外交上讲，援助是各国通用的偏于“软实力”的公共外交手段。中国通过学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建构影响力发现，对外援助增加国家的“道义感召力”，有助于积累国际“政治资本”。这一阶段，意识形态挂帅，政治关系是中非关系的主轴，中国践行对非话语的主要手段是对非物质和经济上的无偿援助。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是中国建构对非话语的主要驱动力。目的有四:1.追求新中国的国际认同和合法性;2.压缩盘踞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际生存空间;3.联合非洲新兴民族国家抗美斗苏;4.输出中国革命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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