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秋》对文学编年史的借鉴意义
由以上对《春秋》这一编年体史书成书体例和用笔原则的认知，我们可以得出《春秋》对文学编年史的借鉴之处:
1．《春秋》的编写并不力主繁琐累赘，反而提倡“尚简用晦”，按照《春秋》中“笔则笔”、“削则削”的以“微言”隐“大义”的特点，编年史在处理史料时，可不必为了详尽事实而重复堆砌材料，当简则简，当削则削，通过材料的前后编排与结构，使读者能够自己补充完善，明晓其中含义。按照“言有物”和“言有序”的原则，史料罗列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历史得以贯串的基础，但如何使其串联起来也同样不可轻待，内容上既要详实可靠，形式上也要裁剪有序。
2． 传统编年史共有的缺点，就是对历史事件进行罗列，缺乏系统性结构性的梳理，使历史脉络显得不清晰，无法形成整体的历史感，编年史看似符合叙述事件的一切因素: 时间、地点、人物，但总是缺少些什么而无法构成故事，由此德国学者赫尔舍尔提出了“新编年史”的概念，借助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观点: “历史事件的意义只有在一定的叙事结构中出现，离开了这个结构，事件相应的意义也就不再。决定历史事件意义的，是该故事，是存在于故事中的事件与它者产生的联系，而不是事件本身。”这就需要将这些看似独立的文学历史事件置放于一个整体共时性的环境内，让每个事件都因这个整体性环境而相互生发产生意义。其实从《春秋》的编排中我们可以看出类似“新编年史”的特点，《春秋》虽以时间为线，简单地陈列历史事件，并不设评价，但内部结构上的编排特点则需要读者在历史事件的联系中阅读那些隐含的信息，可以说《春秋》是存在内部隐含叙事性的。孔子将春秋时代诸多历史事件放置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背景之中，以当时的社会规范、伦理常识等力图构建一个整体性环境，从而使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在相互的联系中发挥叙事作用。因此，在编纂编年史之时，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进行史料陈列之前需要对这一时代的整体性环境作出交代，将看似散乱的历史事件统摄到一个整体的时代背景下，使事件的排列组合出叙事感，让读者通过阅读能深入那一时代的批评标准里，而不是以现代审视过去，由此达到让历史事件自然陈述的目的，这也是文学编年史的基本诉求。
3． 对于文学批评史来说，其特点就在于分析和评价具体文学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主要针对的也是某部作品、某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属于个别具体性的研究。从古至今，文学批评家们进行文学批评时大都采用对专人、专书或某一流派、现象的批评，因此，在进行文学批评编年史的编纂时，需要通过某一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经历及其所参加或经历过的重大社会、政治、文化事件等的陈列与编排，使读者了解作者的个人人生经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其文学观点乃至编者对该作者的态度与评价等等。
4． 传统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一样，在大的时代环境背景下，都是对文学主要流派与重要作家作品进行批评，突出重点，大体可以得出文学与文学批评发展的脉络，但更为细致的演进脉络并不十分清晰。文学批评史若以编年方式进行编排，会增加许多以前被忽略的文学史上的内容，史实的增加会让文学发展的脉络更加细化地呈现，更容易厘清文学史的变化与走向，也更容易看清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历程。另外，文学批评史相对文学史来说更具主观性，批评家虽根据一定的批评原则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但不能忽视其本人的主观因素，编年史有利于更客观的展示文学发展原貌，减弱批评家主观评价对文学批评史撰写的影响。
《春秋》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史著作，不可避免有传统编年史的缺点，如“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 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但不能因此忽视其本身作为编年史的独特优势。对当代文学编年史，尤其是文学批评编年史来说，它的编排体例与用笔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今天的文学编年史理应尽量吸收其优势，规避其短板，并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式，以取得更长远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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