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始自上世纪 90 年代，在新世纪引起了编年类文学史的热潮，这股热潮自古代文学史起，并逐步波及到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诸多领域，呈现出种类繁多、体例齐备、贯穿古今、断代与文体结合等特点。古代文学方面以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1998) ，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 2000) ，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 2001) ，李忠明《17 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 2003) ，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 2005)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 2006) ，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 2008) ，赵逵夫《先秦文学编年史》( 2010) ，曾枣庄、吴洪泽《宋代文学编年史》( 2010) ，张仲裁《唐五代文人入蜀编年史稿》( 2011 ) ，易小平《西汉文学编年史 》( 2012) ，王庆生《金代文学编年史》( 2013) 等为代表; 近现代文学方面有牛贵琥《近代文学编年史》( 2011) ，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 2013) ，袁进《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 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1872 － 1914) 》( 2013)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2013) 等; 当代文学方面有刘福春《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 1966—1976》; 外国文学方面有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2004) 。在这些编年类的文学史著作中，既有针对某一阶段或某一题材的编年史，更有包揽古今、卷帙浩繁、体系完备的综合性文学编年史。这其中，由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18 卷贯通古今，规模宏大，资料翔实而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师生编纂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10 卷本( 2013) ，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2009 年这 60 年间的中国当代文学成果，总计字数多达 540 万字，可谓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力作。
文学编年史承袭 80 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在相对兴盛繁荣的背后我们亦有必要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 中国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对文学编年史的意义在哪里?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学史( 如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 ，编年史的优势和长处在哪里? 文学编年史的编纂有哪些特点? 其对未来中国文学的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其实，作为一种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体例，编年体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出现了，而这其中，《春秋》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其对历史事件独特的编排方式和其中蕴含的精深笔法对后世文学及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分析《春秋》作为编年体及写作方式特点入手，可为当下的文学编年史写作寻找一种新的视角。
一、编年史的兴起与特点
编年体文学史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受西学观念的影响，使得诗、文、小说等文体被过度重视，进而造成对围绕文体的诸如文化、经济等其它问题的忽略与轻视，这是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文学史都共同存在的缺陷。社会历史文学史观的不断发展逐渐影响了文学史观的建立并造成了某些文学史观的固化，出现了为建立一种可见的文学发展脉络而有意挑选某些材料，从而剔除与之龃龉史料的现象，文学史料的人为挑选对文学史编写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陈文新指出: “从发生学角度看，这是现代学术负面后果所导致的一种回应。”
其实，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指出: “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文学史的重新写作有赖新文学史观的形成，朱晓进指出: “文学史观作为方法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南’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渗透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是由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结果所隐含着或显现着的，如果仅仅将某种史观当作‘构造体系’的公式和贴到各种文学现象上去的标签，就容易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时落入‘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套路，而有违‘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原则。”新历史主义认为: “人们惯于视历史为曾经发生的事件，但往往忽略了一点: 历史必须进入文本话语才可能为人们所接近。而历史一旦成为文本，就每每以一元化的、整体连续的面目出现。然而，这种一元化的正史文本不可能将历史过程的丰富多样性一网打尽。于是，新历史主义向那些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裂隙聚光，试图摄照历史的废墟和边界上蕴藏着的异样的历史景观。其基本策略是将先前单数的、大写的、政治化的文学史，改写为复数的、小写的、多元的、民间化的文学史。”
再综合上述观点，用编年体来撰写文学史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有学者有意将其引入文学史写作的范围，“重写文学史”的观念应运而生，文学编年史的出现可视为“新历史主义”及“重写文学史”思潮下的产物。按照人文科学的普遍发展规律，科学的结论来自于对事实的归纳，而在以往编纂文学史的过程中，编者往往会因自己的知识储备或主观偏好对文学史料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挑选剪裁，为形成某一结论而搜集、筛选出相关材料，长此以往，偏颇难免，而其后的续编者受前人影响，便也会仿照前人，先形成固定的观念与体系，再去筛选、编排材料，周而复始，从而使得文学史越来越失真。文学编年史正是从此角度出发，认识到以往文学史编纂方法的缺失，敢于推翻已有论证，以时间为线索，搜集客观史料，向读者重新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编者个人历史认知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偏颇，从而增加文学史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党圣元指出: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重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是实现书写范式由外在化的西式转向内在性的中国式。这种由外向内、由西向中的转变，是指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不应该是以外在于中国文化的标准来梳理、来剪裁、来建构，而应当是内在于中国文化的，是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内蕴以文学审美的方式加以理解与诠释的结果。因此，只有这样的诠释范式方能较为完整、准确地勾画出中国文学几千来光辉灿烂的思想面貌，较为充分地展现中国文学独特的精神品格与审美追求。”编年体作为中国传统史书书写体例的代表，其产生、形成和发展植根于内在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而采用这种新的文学史编写体例显然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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