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舆论平台呈多元化发展，舆论传播机制出现新特点
广播电视参与媒介融合，其结果之一便是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新媒体接收终端，舆论引导的平台呈现多元化发展;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电媒体固有的传播模式，舆论引导的传播互动机制出现了以往电视机终端所没有的新特性。
以电视为例，如今传统的电视已转变为以地面无线、有线电缆、卫星、互联网、移动通讯网五种方式为传输渠道，以电视机、电脑、手机以及各种电子阅读器、接收屏幕为终端的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形态。人们除了可以像以往那样在家中通过电视机收看电视，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收看电视。甚至于各种形态的楼宇电视、大屏电视等，已经使收视方式变得更加便捷和多样化。广电进行舆论引导的平台已不再局限于电视机。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广电媒体经由数字渠道拥有了许多以往电视机终端所没有的传播特性。首先，数字终端改变了广电以往“点对面”的传播模式，使“点对点”的个性化、人性化传播成为可能。其次，移动接收终端使广播电视实现移动传播，真正构建起跨越时间、空间以及不同行为方式的全方位传播格局。再次，数字技术的交互特性为广电受众带来直接和便捷的信息反馈渠道，改变了广播电视单向传播的局面; 作为舆论引导客体的受众分享了一定的话语权，被动接受引导的地位有所改变，舆论的“引导”和“反引导”有时变得直接和尖锐。
3. 与互联网同为中心，形成两个“舆论场”并立格局
基于社会赋权，且作为专业的、有组织的传媒机构，广播电视舆论引导中心的地位很难被超越; 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舆论场”正在形成，网络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舆论策源地。两个“舆论场”并立的格局逐步显现。
2003年之前，还处在Web 1. 0 阶段的互联网以提供信息为主，网络引爆舆论的情况还不多见; 2003年之后的Web 2. 0 阶段，任何个人在网络上生产、发布信息变得轻而易举，网民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成为享有高度自主权的信息传播者，这为网络舆论的兴盛准备了条件。
而2010 年微博快速崛起，使网络舆论达到火爆程度。截至2011 年底，微博用户已达2. 5 亿，较上年增长了296. 0%。《新周刊》曾撰文形容微博的影响力: “如果你微博的粉丝超过一百，你就好像是本内刊; 超过一千，你就是个布告栏; 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 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 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 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央视了。”微博特有的裂变式的信息扩散方式产生了惊人的效能。近两年，被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几乎都有微博在“推波助澜”，例如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郭美美事件等。
和广电的“舆论场”相比，互联网为中心的“舆论场”呈现明显的“去中心化”特点。既然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的传播主体，且传者和受者的位置可以轻易互换，那必然带来舆论格局的“去中心化”。舆论的形成有可能是在无主体的情况下自发形成，也有可能是由某个“意见领袖”推动的，这个“意见领袖”也许是名人、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是政府机构、民间组织或进入网络领域的传统媒体。多元化主体加剧了网络舆论引导的“去中心化”。
4. 舆论引导格局失衡，官方话语遭致“民意”围剿
传统的广播电视所构建的自上而下、传者中心的舆论引导格局正处于失衡境地，舆论引导由主动陷入被动，尤其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其所代表的官方话语往往遭致网络“民意”的围剿; 与此同时，由互联网进行公共议程设置的情况则时有发生。
以发生在2010 年底的“乐清事件”为例: 一起由官方认定的“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在网络上疯传，层层发酵，最终演绎成地方政府精心策划谋杀上访村长的不同版本。与其他舆论事件不同，“乐清事件”呈现几个明显特点: 首先，由互联网进行议程设置，进而影响政府及其他传统媒体的议程。事件前期，主要由网民通过微博及各大论坛进行造势，仅两天半涉及“钱云会”的新浪微博就达237799 条。在质疑声鼎沸及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乐清市政府、温州市政府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辟谣; 央视新闻频道同时对温州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进行现场直播。其次，广电所代表的官方话语几乎遭到网络“民意”的一致围剿。此次事件中网络舆论自始至终呈一边倒趋势，其中，转发和评论最多的新浪微博几乎持清一色的谋杀论，辟谣帖仅占2% 左右。就央视播出的调查节目《钱云会之死》，网民大加贬抑，甚至没看节目就斥之为“一派胡言”。最后，网络舆论由意见领袖推动，和民意发生强烈共鸣。表面上看， “乐清事件”中李承鹏等意见领袖引领了民意的走向，但其实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上，“意见领袖的立场是受到民意制约的，善于迎合民意的意见领袖往往如鱼得水，而真正的思想者和知识精英反而是受到公众语言暴力压制一小撮”。
类似“乐清事件”的公共舆论事件，互联网走到了舆论引导的前台，这固然反映出网络的传播机制更契合自由意见的表达及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但也深刻反映出广电等传统媒体在新舆论环境下的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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