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新：村长可能是怕我嫌有味，把花露水洒在了楼上的屋子里，并让她女儿搬走，安排我们住在他女儿的房间里。但实际上房间里猪的大粪的味和花露水混合到一起，是一种非常怪的味。
但是刘建新能感到农民那种朴实，当村里人得知这些第一批到达他们村的记者们要上山时，就把口信带给了山上的猎户。
刘建新：我们住了三天，三个晚上，还不让我们走，说再多住一晚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派了几个人去打熊去了，想让我们吃熊掌。后来我说不行，我不能老在这山上住着，采访完了要走，村长说那不行，我们有一头公牛，谁都降服不了，几乎快成野牛了，他说请我们吃了再走。他们用民兵的自动步枪，把这个牛给打死了，特意做了给我们吃。
正是因为这份纯真的朴实以及对于新闻理想的追求，30年后成为河南电视台总编辑的刘建新依然要求他的记者们要多下基层、多走路。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社会的更多层面，与民众的亲近中才能发现新闻点所在。
当一号记者们在一线寻找新闻线索、拍摄时政新闻的时候，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王桂华也在走基层，只不过，她希冀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状态、生命故事……
王桂华：龙年伊始，我选择了龙须沟属龙的人作为我的采访对象来搞一个节目。在几位街道大妈的陪同下，我走门串户，真有点体察民情的味道。我走进一间窄小的房子，真可以说是一屋子半截炕，进屋就要上床。坐在床上的大婶一见来了客人，又听说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慌忙让座。然而来的人们谁也没有坐，一是那条床边坐不下这许多人，二是大家都坐下只能全体面朝南，无法交流。没等我开口采访，主人却先讲话了，“你是从中央来的，代表中央，能不能为我们反映反映，这龙须沟解放了40年，除了没有那条明臭沟和大尾巴蛆上床外，这环境没有多少变化。日子是比以前好过了，可这冰箱、洗衣机也不能放在床上呀。”
这位大婶的话，让王桂华感到十分困惑。尽管她在偏远的山区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但就在皇城根脚下的龙须沟的这位大婶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王桂华无言以对，只能对她说实话。她告诉大婶说，“我不仅不能代表中央，我和您一样，大婶还有这样一间房子，但我结婚六年，孩子四岁，半间房子也没有。可以说我们是彼此彼此。”
王桂华：我到了另外一家，恰巧这家有兄弟两个都属龙。一个36岁，一个24岁。龙须沟依旧像解放初那样，居住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是城市里最普通的居民。这兄弟两个老大是工人，老二还在待业。我们先到了老大的房间，说起来甚至有人不信，这家不仅没有地方放椅子，就是床也不能坐。因为房间小，六平方米的房子要住一家三口人，不得不把床架到一米多高，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这样床下就可以放很多东西了。主人虽然很热情，脸上却很难为情，这能怨谁呢？这样的采访对象我怎样拍，又怎样讲呢？是他们不勤劳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龙须沟曾是政府关心穷苦百姓的先进典型。而80年代的龙须沟人，虽在京城，但生活条件却如此不堪，这样的图景引发了王桂华内心深处的困惑和创作的兴趣。
沿着龙须沟，凡是有属龙人的家，王桂华都进行了拜访和采访。于是，在她的纪录片《访龙须沟的属龙人》中，王桂华选择了六个属龙的人作为主人公，片中人物无主次之分，他们身上也并没有动人的事迹，只是展现出各自的喜怒哀乐。王桂华以冷静和自然的调性，将平常人的一段生活呈献给观众，让观众亲切地看到他们周围的普通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至于怎样看、怎样想，结论由观众自己得出。
王桂华呈现于纪录片中的“无主题结构”其实正是对一线生活的真实记录，她的思考呼应着当时在中国纪录片界开始风生水起的纪实热，但又有着超越于单纯纪实热的深度与厚度。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王桂华作品虽然不多，但总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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