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主传播效果：认知、认可与行动能力
民主的传播效果是对民主传播机制整体运行结果的评价，同时也为民主传播机制的优化提供了思考视角。一般认为，传播的效果分为宏观和微观，本文认为，人类自身是民主传播的动力源泉、民主传播的驱动主体，当然也是民主传播效果的承载主体，因此，本文将采用微观视角。根据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法，传播效果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分为：认知层面上的效果、态度层面的效果、行动层面效果。[34] 从民主传播的定义可知，民主传播过程的落脚点是民主信息的接受、认同和内化，这也道出了民主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对民主的认知、认可态度以及意愿和能力。
(一)民主认知
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35] 20世纪末，民主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这一民主的元价值也被广泛接受（所谓元价值是指那种能够为次一级的其他延伸价值和附加价值赖以为基础的、具有准则性质和核心地位的观念。[36]）可见，民主的传播已经达到了对“民主”这个词本身以及其元价值的广泛认知效果。从民主传播史来看，美国、欧盟、前苏联等传播主体对民主的传播，以及传播媒介的发展，都为民主的广泛认知提供了推动力。上文中民主的传播驱动和运行轨迹更为详细的展现了民主传播效果达成的动力和过程。然而，另一方面，对民主元价值的认可并没有解开人们对民主更进一步的疑问。比如，哪些人属于人民？人民怎样实现统治？等问题。可见，民主的传播并没有实现人们对民主信息更进一步的清晰认知。从上文中提到的来自民主传播内容的阻力，即民主观的混乱也可以看出民主的传播在认知层面的效果仍不尽人意。
(二)民主认可
民主传播在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是指在对民主认知的基础上，民主信息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当然，民主的传播在态度和感情上所应达到的效果是对民主的认可。由于民主信息的复杂性，对民主的认可不是所有人对所有民主信息的认可。从本质来看，民主的认可是指对民主价值、民主观念的认可和共识。这个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首先，何为民主价值？此问题的回答有三条路径，一是面向过去，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中去寻找；二是面向现在，从民主的经验中寻找；三是面向未来，从民主理想中去寻找。无论从哪条路径，尽管这三方面所体现的民主价值有重叠也有不同，但是其都指向民主的元价值。其次，民主价值的认可和共识不是价值的整齐划一，理性的多元和学说的多样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达成民主的价值认可不是去除这种多元和多样，而是在这种多元、多样中尊重差异，但同时又存留底线，在正义与自由之间达到平衡。民主是分层次的，民主的价值共识也是分层次的，比如，元价值层次、延伸价值层次、附加价值层次；只有同一层次的民主价值才能达成共识，不同层次的价值不仅不具可比性，更不可能产生共识。民主的价值认可和共识也存在程度上的区分，一般情况，对元价值的认可程度要高于延伸价值和附加价值的认可。最后，价值共识意味着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因此，对民主的价值认可和共识的达成不是一个强制、暴力的过程。正如亨廷顿谈及民主化的特征时所指出，“民主的国家是用民主的方式产生的：舍此无它。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 [37]民主政治的形成实际上也是某种层面民主价值达成共识的结果，可见，只有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才得以达成民主价值共识、也才得以实现民主的建立和巩固。也即，民主价值共识实现的最好方式是“民主”。进一步来看，这种达成民主共识的“民主”方式不是临时的，而是一种持久的、制度化的。正如罗尔斯所说，“仅仅把民主政体当作一种临时协定来加以接受是不够的。相反，它们必须把民主政体当作为社会各成员达成一种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之政体来接受才行。”[38]民主价值的认可和共识达成的过程，既是民主传播的效果，也是一个民主传播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非暴力性也决定民主传播过程的非暴力性。
从实际民主传播效果来看，首先，大多数传播主、客体对元价值的都是认可的，这种对于民主价值的认可，既是民主传播的效果，也促进着民主的进一步传播。例如，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在分析南欧民主得以成功的原因时提到“最高标准的”民主巩固，这一巩固的民主，“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化过程的存在，以对大多数公民灌输民主的价值……简言之，民主培育了民主。”[39]但是，另一方面，传播主客体民主的延伸价值、附加价值等次级价值层面仍存在异议，而且对民主价值的认可也是不稳定的、薄弱的，这阻碍着民主的发展和进一步传播。例如，亨廷顿在分析民主化第一次、第二次回潮的原因时，第一项就指出在这些国家“民主价值在主要的精英团体和一般公众中十分薄弱。”[40] 其次，从尊重差异的民主价值共识这一效果来看，上文中提到的混乱的民主观也可理解为这一效果的不佳。最后，对于民主价值认可和共识过程的非暴力，达尔提到几种民主实现方式时值得思考。他指出，英国、比利时、智利、哥斯达黎加、丹麦、日本等国家通过改良途径建立了相当稳固和健康的民主政体。而1789-1792年、1848年和1870年的法国、1919年的德国、1918年的奥地利和1913年的西班牙却以纯粹革命的方式建立了民主，最终没有避免崩溃的结局。[41] 可见，民主价值达成认可和共识效果的民主传播过程仍然存在着暴力的可能。
(三)民主意愿和能力
对民主价值、观念情绪、态度上的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构成民主行动层面上的效果。这一效果的达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实践民主的意愿；二是具有民主实践能力。民主传播的效果在行动层面上只有这两个方面同时达成，才能促成民主的行动，缺一不可。当然，民主意愿的形成和民主能力的提高并不仅仅依靠民主的传播，传播学中“有限传播”理论也表明了传播作用的有限性。然而，第三波民主化、媒介技术的发展、美欧等传播主体对民主的推行等这一系列事件，在20世纪末的同时出现，无疑体现了民主传播对促进全球民主化进程、民主意愿的增强、民主能力的提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1974年开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至今已经40多年，民主国家的数量从之前的30多个增长到100多个，民主也从欧美扩展到印度、非洲、拉美、俄罗斯等与老牌民主国家文化异质的国家和地区，可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民主的传播在民主行动层面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然而，随着民主数量的增加，民主质量低下成为民主运行和民主巩固的重要难题。这不仅体现在新兴的民主国家，老牌民主国家也出现了民众民主参与意愿下降的问题。比如，美国近40年来的投票率都在50%左右，而且，近些年来投票率还有所下降。20世纪末出现的“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可以说是在理论上对此问题做出反应的努力。与老牌民主国家民主意愿下降相对应，新兴民主国家除了民主意愿较低，还表现出民主能力的不足。比如，研究民主化的学者指出，俄罗斯、印度以及非洲、拉美[42] 等等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和地区，因为公民意识不强，民主能力薄弱等问题，民主的运行和巩固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民主传播在民主行动层面的效果，无论在老牌民主国家还是新兴民主国家，都仍有潜力和空间。正如上文所说，尽管民主进程的促进因素除了民主传播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然而，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民主传播的作用将会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民主意愿的增强，民主能力的提高，建立在对民主的认知、认可之上，其更多的依赖民主的传播。因而，民主进程的推进，需要通过尽可能达成理想效果的民主传播。
从目前来看，民主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阻力。制约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可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传播对象等。本文认为，对民主信息的分层理解、民主传播的驱动以及分层与整合的民主传播研究，为提升民主传播的效果提供了一个思路。这主要涉及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技巧、传播对象四个因素。以上主要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对民主的传播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围绕民主传播的问题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入。
参考文献
[1]参见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2]参见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第17页。
[3]这里参考荆学民对政治价值“三个级态”的划分。参见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108页。
[4]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5]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上），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8页。
[6]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06年版，第25—26页。
[7]参见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0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04页。
[9]参见荆学民：《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机制及中国战略》，《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
[10]参见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第8-9页。
[11]张方敏：《传播动力新论》，《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6期。
[1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13]托尼•史密斯:《美国的使命:美国与20世纪世界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Tony Smil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l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s the Twentieth Century)，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4年版，第4-5页。
[14]参见李剑鸣：《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第244页。
[15]雅典虽然长期实行民主政治，但却没有留下系统的民主理论，而古典时代反对和批评民主的观点，却以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流传下来，这对后世理解民主和重构民主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具体参见：李剑鸣：《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第219-220页。
[16]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出版之际，他所说的第三波尚在进展之中。
[17]这三次浪潮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次民主化浪潮，民主国家达到32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到50年代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详细请参见理查德•威廉姆逊：《为什么要民主?》,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43页。
[18]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7月版。
[19]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20]参见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21]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54页。
[22]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3]参见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第7页。
[2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56页。
[25]参见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第8-9页。
[26]参见胡健：《信息霸权与国际安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7]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56页。 “原生型民主”与“移植型民主”相对应，前者指在一个国家和地区自发逐渐形成的民主。而后者指本国和地区原本没有民主，而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植到本国或本地的民主。
[28]参见钟熙维、杨建民：《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5期。
[29]具体参见王海洋：《美国民主推广战略及其在民主化理论下的审视》，《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5期。
[30]霍尔认为受众对于信息的解码有三种立场：1、占主导统治的解码立场；2、协商式的解码立场；3、对抗式的解码。具体参见：布赖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31]参见荆学民：《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机制及中国战略》，《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
[32]参见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
[33]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89页。
[34]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89页。
[35]张小劲、李春峰：《“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为文本的分析》，见余逊达、徐斯勤编：《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27页。
[36]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202-203。
[37]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平装本导论，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38]参见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6页。
[39]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354页。
[40]参见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谭君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2-54、57-58页。
[41]参见霍淑红《俄罗斯民主进程中的市民社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第69-74页；Patrick Heller,Degrees of Democracy:Some Comparative Lessons from India，World Politics，July2000，p492-493；贺文萍《论非洲民主化》，《西亚非洲》2002年第6期，第28-29页；汪仕凯：《威权类型与转型后民主：南美四国比较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2期。
*作者：荆学民、于淑婧，华体会娱乐场
政治传播研究所（北京市，100024）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批准文号：11&ZD075）、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批准文号：15BXW059）的阶段性成果；华体会娱乐场
“优秀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编辑：曹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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