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传播驱动：动力与阻力
民主的传播，传播的是民主信息，而民主信息的传播运转离不开驱动力。“传播动力学”是由美国学者多米尼克在《大众传播动力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目前，有研究将传播动力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传播主体动力；二是传播本体动力；三是传播媒体动力。[11] 本文认为除这三个方面之外，传播所处的环境也构成了传播活动的力量场域。所以，民主传播的驱动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民主传播的主、客体驱动
从传播目的来看，人的发展有传播和吸纳信息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来源于传播主体通过信息的传播得到认同的需要，也来源于传播客体通过吸纳新的信息发展自我的需要。正如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考察人类不同种族发展程度的差异时指出的:“造成人类发展水平不同的关键是不同种族的易接近的程度。那些最有机会与其他种族相互影响的种族，是最有可能处于领先地位的。” [12]同理，传播主客体对民主信息的传播和吸纳成为民主信息得以传播的巨大动力之一。现代民主经历200多年的时间，逐渐成为各个国家普遍追求的价值，民主的这一纵向和横向的传播，其动力首先就是传者和受众对民主信息有意识的传播和吸纳。从国家间的民主传播来看，一方面，美国、英国、欧盟等老牌民主国家和地区有意识的推动着民主的传播，这些国家和组织是“民主制度的主要传播者”。[13]另一方面，先行的民主国家很快走向富强的成功榜样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这使后起的民主化国家直接取法欧美国家的成功民主政治经验。[14] 亨廷顿将这种现象称为“示范效应”或“滚雪球”；阿尔蒙德和蒙特其在《危机、选择与变迁》（Crisis，Choice and Change）的研究中也提到在某些环境中民主化是相互传染的。外部民主强国的压力以及国内民主化诉求成为后起民主化国家主动吸纳民主信息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成为民主传播的动力。
(二)民主传播的本体驱动
民主传播的本体动力主要体现在对民主信息的开发和共享。民主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形成、发展、完善是民主传播本体动力的具体历史体现。从理论方面来看，雅典民主实践、碎片化的民主理论的历史传播是现代民主的理念来源；[15] 近代思想家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论证、“代议制”理论的构建、“政党政治”理论的概括等等论证了民主理论上的合法性、正当性，为民主提供了实际上的合理性，促使民主理论对近代民主实践更具指导性；而新时期的思想家提出的“多元民主”、“协商民主”等理论也为规范民主提出了新的理论思路。民主理论的系统性，完善了民主信息，增加了民主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为民主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更一步完善理论的动力，也驱动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民主信息的传播、交流。从实践方面来看，尽管古希腊的古典民主实践与现代民主大不相同，但是其民主实践使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政治存在，这种来自于民主历史传播的记忆，无疑激励、鼓舞着民主的传播；近代欧美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等国，经历了不同方式的革命，并根据各国国情建立了民主制度，形成民主政体，这些实践完善了民主理论，为民主信息去除了乌托邦色彩，更加具有说服力，大大提高了民主的传播质量，为民主信息向民主转型国家的传播提供了示范动力；20世纪是民主的丰收世纪，在20世纪末的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民主国家从30多个增加到100多个 。[16]有学者对世界性的民主化运动做了不同的划分，认为仅20世纪就出现了三次浪潮。[17]
无论怎样，20世纪的民主化，不仅本身就是民主共享的结果，同时为民主信息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从传播内容来看，得以传播的信息必然是被“需要”的信息。这体现了信息本身所具有的传播意义。体现在民主信息上，即民主的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首先，从民主理念的形成、理论的构建过程来看，民主与自由、平等是分不开的。达尔在分析民主时往往将政治平等的逻辑作为民主的起点，这其中体现了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来平等地获得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追求。另一方面，西方的二元社会体系是民主实践和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这说明民主本身承载了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对强权的“幽暗意识”[18]。因此，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民主与平等、自由这些人类向往的价值密不可分。人类对民主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追求，是人们赋予民主信息的价值意义，同时也是驱动民主传播的强大动力。其次，民主的工具意义也即民主传播的社会正效用也驱动着民主的进一步传播。达尔曾总结出“民主的十大优势”：一、避免暴政；二、基本权利；三、普遍自由；四、独立自主；五、道德自主；六、人类发展；七、保护基本人权；八、政治平等；九、谋求和平；十、繁荣。[19]尽管，对于民主是否与这十方面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学界有很多研究，并存在争议。但民主确实直接间接与以上几个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关性。这种工具意义也成为民主传播的动力。
(三)民主传播的媒体驱动
媒体传播技术的不断创新，无疑促使着传播过程的加速和传播范围的扩大。其为传播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随着媒体的产业化、独立化，媒体突破了单一媒介功能的束缚逐渐赋予了独立于传播主、客体的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的功能。媒体自主性的大大提高，为媒体推动传播过程提供了动力，这种动力蕴含在对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追求之中。对于民主信息来说，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信息传播系统的形成等，是民主在这一时期得以传播不可忽视的媒体动力。
(四)民主传播的环境驱动
民主的传播作为一个系统，其系统之外构成了民主传播的外界环境。从传播动力视角来看，这个外界环境形成了影响民主传播的力量场域，这些力量内涵于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因素中，因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合力特点。以20世纪末为例，近代民主历程经历了抵制运动、叛乱、国内战争、革命等，曾一度达到崩溃的边缘，只到20世纪末，民主的传播才呈现出了一片广泛繁荣的景象。对此，很多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得以传播，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有利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确立。达尔认为这些有利条件包括：1.对民主怀有敌意的外部力量干预减少了，主要有殖民帝国、极权主义国家、军事独裁统治等；2.反民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失败使其失去吸引力，民主成为人心所向；3.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家间广泛传播；4.一致同意的制度安排缓和了多元文化分裂可能带来的冲突。[20] 亨廷顿则认为“第三波浪潮”的传播动因在于：1.威权体质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2.全球性经济成长；3.国家教会角色的转变；4.欧盟及美国政策上的变化；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21] 根据两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民主传播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第一，来自非民主和反民主信息阻力的减弱；第二，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推动；第三，文化动力；第四，宗教动力；第五，民主传播主体的推动和示范；第六，民主信息受众的模仿。其中，前四项就属于属于环境动力。
(五)民主传播的阻力
环境驱动所形成的“合力”是一个聚合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动力或阻力的场域。在民主的传播中，动力驱使着民主的进一步传播，阻力则阻碍着民主的传播，因而这种合力或驱动或阻碍着民主的传播运行。有动力的地方也会有阻力，某种条件下的动力在其他条件下也会成为阻力，阻力虽然阻碍着民主的传播，但同时也为规范民主的传播提供了缓冲带，阻力在不同的时期具体体现不同。就目前来看，本文认为现实的民主传播阻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传播内容的阻力。20世纪末，“民主”一词“广受赞誉”，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然而，一个词使用的人越多，传播的范围越广，其含义也就必然变得越复杂，乃至发生混乱。”[22]萨托利就指出，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民主观混乱”的时代。[23] 民主观是民主传播的内容，而目前民主观的混乱是民主传播历史的不良结果。其体现出一种回避民主价值同时又将民主政治工具化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民主倾向于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符号象征，这一倾向十分危险。因为，无所不包意味着无所指、无所是，从而使民主失去了本身的实质价值。这显然是一种“将什么都看成民主从而使民主什么都不是”的民主观。另一方面，与上述危险的民主观一体两面的是过分狭隘的民主观。“民主”这个词被赋予了某种正义、合法性的象征，因此成为一种政治宣传和政治标榜工具。那些非民主的统治者“被迫用民主的说词来证明其政权的正当性，并声称他们的政权是真正民主的，或是一旦他们能够处理好该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会在将来变得民主。” [24]总之，他们成为了自身“民主”的传播者，努力宣传自己所谓的“民主”证据，认为自己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同时运用各种信息和理由拒绝成为其他民主信息的受众和被影响者，拒绝民主信息的交流，这无疑是一种逆民主传播趋势的行为。“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镜”，“错误的民主观将导致错误的民主。”[25] 民主观的混乱不仅将诱使民主化步入歧途，也成为民主进一步传播的阻力。当然，来自传播内容的阻力也具规范价值，其启示意义在于:民主的传播内容应趋于更为包容、理性的民主观。
二是来自传播主客体的阻力。按照民主信息由信息主体传递到客体的过程是自发还是刻意的，民主的传播过程可以分为自发地传播过程和人为地传播过程。对于前者，正如上文所说，先行走向富强的民主国家将成为后起的民主化国家的榜样，发挥示范效应。从信息角度来看，信息的流动一方面由于存在各种传播媒介为信息流动提供了流动的“河床”，另一方面则因为信息存在着“势位差”，处于“信息流”上游或源头的是少数发达的老牌民主国家，而处于“信息流”下游的则是弱势的广大新兴民主国家或民主转型国家。[26] 这种信息的“势位差”，使得信息从上游或源头国家流向下游弱势国家。对此，亨廷顿也指出，民主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那些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规范的认同。” [27]对于后者，很多“原生型民主” [28]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则把“输出民主”作为一种外交战略，成为民主信息的主要传播主体。从民主传播的效果来看这两个过程，新兴民主国家或民主转型国家主动成为民主信息的接受者，必然会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需要对民主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因此，民主信息的接受、认同会有一定的效果。然而，由于信息“势位差”的存在决定了这些民主信息的受众很难成功升级为民主信息的传播主体，这无疑不利于打破民主信息的不对称甚至垄断局面，也阻碍着民主信息的交流。而后者，由于民主的传播主体是出于某种目的进行传播，对民主信息会根据自我需要或依据简单性原则进行选择性的传递，而处于不同被动程度信息接受状态的不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认同、内化效果会呈现很大差异，而且，这些民主信息本身是否能在信息接受国家和地区促进民主化也很难把控。以美国为例，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并不讳言，促使民主化只是一种外交手段，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国家秩序。 [29]从民主传播的内容来看，美国传播的主要是民主的制度，而忽视民主的理念和价值， [30]也很少考虑输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因而“移植型民主”的运行和巩固往往会面临严峻考验甚至政治危机。失败的民主传播将导致失败的民主化案例，而失败的民主化案例又将反过来阻碍民主的进一步传播。非民主国家将“移植型民主”的失败案例当做拒绝民主化的理由，或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拒绝“西方民主”的理由。可见，目前民主的传播面临着来自民主传播主、客体的阻力。这一阻力本质上来源于传播主、客体对民主传播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这一点的规范意义在于，应规范民主传播主、客体对民主传播运行机理的认知。
民主传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推动，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曲折的民主传播历史正是两者或抵消、或强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些因素中有阻力也有动力，而民主得以传播，得益于其中的动力远远大于阻力，两者的合力表现出的是一种驱动力，强有力地驱动着民主的传播。从深层次来看，不论是民主传播的阻力还是动力都是由人推动和创造的，也即阻力和动力都源于人对民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人类自身是民主传播的动力源泉、民主传播的驱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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