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相济：政治传播的研究旨趣
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崇高的价值追求。正如花50年时间写下11卷《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这样描述“历史学”：“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那么政治传播如果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崇高价值追求是什么？如何可以成为与传统学科并立的新科学？这是本书作者贯穿于全书，却并未给出确解的问题，但作者的学术追求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纠正政治传播学界偏于媒介与选举之“术”的研究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王朝政治文明的深入探讨，提升研究品质，为其上升到“学”创造条件。荆学民教授对政治与传播之间关系的体用性理解，鲜明提出“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政治统摄传播”等观点，一定程度地纠正了以媒介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传播学本位论的学科“偏狭”。为何要追溯至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它又能够为政治传播这一新兴学科提供哪些材料或者启示？本书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以其王朝更替之历史经验，而不仅仅是技术与制度的成熟程度，使我们更清晰地看清楚了政治传播的本质：政治统治者通过操控政治信息来建构与维持自身统治与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
其二，以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历史与经验为构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经验案例和理论来源。曾以西方“道德自主性”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历史学家黄进兴认为，“今日研究中国文化难免有借诸外来文化的地方，但借外债必须要有偿还的能力，如是方才有自力更生的可能，否则永远成为别人的附属品”。荆学民教授与其所见略同，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形态“必须超越西方那种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技术层面”，“增强对中国价值的观照”。因此，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之历史与经验，应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理论来源，由此才可能真正使“政治传播”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有安身立命之所在。
其三，本书作者的学科意识还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关切，作者专列一节论述中国古代政治批评者的士大夫精神，盛赞这一“既是协助帝王治理天下的臣属，又是普通民众代言人”的群体，在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的政治环境中，开展持续的政治批评活动，其中所展现的风骨与气节，“构筑了中国历史值得后人为之骄傲的一脉”。其实，作者又何尝不是以此“士大夫精神”自勉呢？
* 作者系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