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今之维:政治传播与王朝政治遗产
作者开篇即提出本书之主旨在于“总结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启示”,并且以“从历史的视角来关照和思考一下政治传播”为结语,作者用四章内容,以王朝政治为核心,从合法性建构、教化、政治运行以及对“外”的朝贡体系建构诸方面,以其现实关切回答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在政治传播领域留下哪些遗产这一问题。
著名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阐述其历史理论时,特别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因为历史之书写是一种“当代”的精神活动。于是常有学者以客观公正自居追求历史之还原,以期日趋接近这显然“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另外亦常有学者承认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产生勾连,于是以“资政”为己任,力求为现实政治出谋划策。前者往往将自己的历史叙述当作那个已经过去的历史,而忘了自己的主观精神活动参与其中;后者则往往以现实关切将历史剪裁为具有简单因果关系的线性逻辑链条。其实,二者都未尝明白何为克罗齐所言“真历史”。本书作者不曾讳言其现实关切,从其结语之启示来看,实为从“真历史”所得真知灼见。比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控制论的政治传播”即单一的官僚科层制信息传播体系,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不是这套信息传播体系如何高效和成功,而是其如何失效乃至崩溃,其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其单一性,而改变之法就是建立多元的信息传播体制。可以说这是本书作者借古言今的政治思考。
甘阳曾言,当代中国三种传统并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以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成的传统。思考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恐怕也逃不出这数千年文明形成的传统,这也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探讨当代中国往往离不开革命与现代化的话语之争,而更为深重地影响到当代人思考方式、行为逻辑以及价值判断的因素还沉淀于数千年的传统之中。本书作者亦回顾了数千年的王朝政治历史经验,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历代王朝在为自身的合法性辩护时议题的设定与象征符号选择的思路”,这就是根源于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普遍而根深蒂固的社会信仰和政治文化核心概念。从古代中国新朝的天命、帝王的圣德与本朝的正统性的论证,到近代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为号、孙中山接过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些修辞与仪式之所以发挥作用,就在于其形塑了我们的历史记忆与话语,在于其植根于更深厚的古代王朝政治当中国家与社会精英普遍认同的政治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