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治传播研究方兴未艾，但针对现实的多，反观历史的少。白文刚副教授的新著《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既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奠基之作。作者“自觉地以政治传播的学科意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政治传播现象展开比较系统的初步研究”，旨在“展现其面相、揭示其特点”，“总结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启示”，“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历史资源，为中国当代的政治传播实践提供经验借鉴”。可以说，该书是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传播理论与术语来审视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现象，其意义不仅是内容上的拓展，也在于解答了如下问题：政治传播这一范畴是否适用于古代中国？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在政治传播领域留下了哪些遗产？基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与经验将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构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传播研究？
一、中西之辩：政治传播之适用性
政治传播这一范畴源自西方，其理论的经验基础乃是西方民主政治尤其是竞选政治，而中国的政治经验则大有不同，“许多问题并不是按照西方建构的学术理论逻辑显现出来，而必须依据中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政治传播实践需要的迫切程度才能显现出来”。将这一范畴应用于古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则更大，本书作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其一，以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经验厘清政治传播这一范畴的核心内涵。在书中，作者并非仅为完成其专著的论证逻辑而首先对政治传播下一工作定义，而是在梳理中西学界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政治传播的实质是政治信息的交流”。作者通过分析指出，西方学者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往往把自己身处的政治环境当做了恒定的政治，把政治传播主要局限于对选举政治中媒介作用的考察，而政治的本质在于权力，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以前现代的纯粹性使我们更清晰地看清楚了这一本质。正是通过将政治传播之范畴拓展于古代中国的王朝政治，才有助于剥离一些关于政治传播的现象描述进而探讨其本质，现代民主政治、选举仅仅是政治传播在现代政治中的表征或语境，而非其实质；对于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预设也只是应然的理论预设，远非历史真实。
其二，在论证的过程中对政治传播这一范畴的适用性保持警醒。作者特别强调，古代中国在王朝的天命建构、君主圣德形象的塑造与王朝的正统辩护之中，政治传播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以王朝政治为核心而进行的，其目的在于维持现有秩序而不是动员民众。比如“禅让”神话以及恩赦仪式，其政治传播作用的发挥并不像一般现代传播理论所言距离越短、媒介具有的互动功能越好传播效果越好，专制体制下（尽管其并不完全赞同对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概括）民众深受传播条件及体制的限制，无法全面观察和监督帝王，而民众所关心的又往往是帝王轻傜薄赋的德政，并不在意及时了解真相等，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距离感之美。再比如，论及“邸报”时，本书作者对中国新闻学界某些基于西方新闻传播学视角的结论保持警醒，基于“邸报”产生的历史情境及其流变，探讨其作为特殊的中央信息输出媒介之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之渴望与译介，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语境下常常有种如甘阳所言的“病态心理”。时至今日，中西之碰撞已经时过境迁，然而学术研究常遭遇如何以西方视角理解中国，或以中国视角理解西方的“适用性”问题，以源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回顾梳理中国古代历史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实际上，笔者此处概言“中”与“西”又何尝不是以固有的符号化的标签去探讨问题呢？由此，反观本书作者的努力，他在论证过程中所保有的对于西方概念范畴之警醒，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与经验的审慎检视，可谓社会科学的诚意之作。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