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滋润道德的力量，传承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现在经济领域有不少大家诟病的问题，像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诚信缺失，这些也可以从文化方面去找原因、开药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发展文化可以培育道德的力量，我们推动现代化，既要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要通过文化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的尊重。”
3月1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并答记者问，这是自2013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召开的第四次记者会。谈及文物保护问题，总理用简短的话语道出了文化发展的终极使命，用文化涵育未来，需要我们的深入思考。
一、不仅仅是文物：文明传承需创意活化
2016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重在保护、强化管理和执法、合理适度利用、加大政策支持、培养文博文物保护修复人才五个方面重点部署了文物保护与开发工作，对加强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而总理此次强调“文物是一种文明，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让我们看到了文物保护与开发所承载的更多使命与担当。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国家文明的“金色名片”，文物保护与开发工作本身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金色名片”的有效开发与合理保护将是未来文物工作的重点之一。我国目前博物馆已达4165个，馆藏文物数量达3500余万件，数量巨大，但总体展出率偏低。国家文物局对央地共建中的9个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出率进行了统计后，发现其中最高的不足5%，最低的仅1.2%，平均不足2.8 %。这些现象发人深思，解决这些窘境的途径之一就是文物资源的活化与创意开发。
文物资源的活化与创意开发事实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文物的开发与创意设计，其目标不在于获得多大数字的销售额，而是在于将文物背后所承载的文明、文化通过一个个单体的、活化的文物形态实现广泛的传播，进而传承文化根脉、凝聚民族精神。国家文物局发布的2016年工作要点中提到要制定“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鼓励扶持文博单位和各类市场主体，开发更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促进文化消费，其初衷就是要通过有效的、创造性的活化，把以中国文物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走进千家万户，走到世界各地。
二、滋润道德：文化发展的终极使命
将文明建设定位到滋润道德是本次答记者问的最大亮点，道德事关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总理提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市场经济缺陷而产生的各类市场问题，如诚信缺失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建设、文化与道德的涵育密切相关。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这是我们不能否认且必须要坚持的，但道德经济则是在法治经济的基础上为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提出的另一个非常严峻且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命题，这其中的关键文化因素不能缺失，文化建设需要发挥重大作用。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所面临并且需要满足的也必将是层次越来越高的需求。在目前的经济活动中，我们还处于聚焦在产品功能不断完善的初级阶段，产品功能的不断完善满足的是人们生活、生产、生存与发展的物质需求，而这些物质需求的最高境界必将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终极目标在于通过物质文明的建设来更好的提升全民族在精神层面、道德层面的力量，这在未来需要予以重点关注。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道德经济所承载的不仅仅是道德与伦理，更是整个民族的道德、价值标准与社会信仰体系——从社会共同遵守的文明准则，到每一个公民在经济活动之中、之外的所有行为和规则，都在此范围之内。
“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这是《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企业家的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是前总理温家宝关于道德与经济关系的一句名言。道德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我们今天谈论“道德经济”，不能再停留在修身养性的说教层次，而要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和法治社会的框架下理解道德，当然，这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与不断完善。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法治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约束，那么道德经济则是经济发展的最高要求。而此次总理所谈到的道德经济，点破了我国文化建设的终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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