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如火如荼地席卷了西方社会，具有众多流派的女权思潮与女权主义学术，以其深刻的批判性与敏锐的洞察力，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挑战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既有格局。以往对女性充满了歧视和钳制的各种规则正在逐渐松动，女性力量的崛起成为20世纪末的突出话题，女性对于世界的影响以及相关研究议题，热议延续至今。
在此背景下，在各个方面涌现出的女性领袖，尽管仍然受到诸多观念上的抵触和对其能力上的质疑，但是她们所做出的成就以及所展现出的女性独有的魅力，使得“女性领导力研究”成为了一个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课题。
一直以来，对于“女性领导力研究”的理论内涵以及研究范式，学者之间争议比较大。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相关论文和出版物中，对“女性领导力”的描述和定义超过了50种。
一、研究取向1：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领导力研究
对于何为“女性领导力研究”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对之有截然不同的定义，并且采用了各式各样的研究取向。
有的学者认为，女性领导力研究是对具有女性气质的领导力的研究，“是从自然生理差异角度来关注性别对领导力的影响”，这种研究对应的英文翻译实际上是“Feminine Leadership Studies”。也就是说，对于传统的领导力研究而言，这一类型的女性领导力研究是在不改变传统的领导力研究的既有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将“女性”作为一个修饰词，添加到领导力的研究框架之中。并且，“女性领导力”概念中的其中一个核心词“女性”，被限定性地解读为“女性气质”，而“女性领导力”则被解释为具有“温柔”、“亲和力”、“善于协调与沟通”的领导特色与领导风格。
比如亨利·明茨伯格在《关于管理的十个冥想》中谈到：“组织需要培育，需要照顾关爱，需要持续稳定的关怀。关爱是一种更女性化的管理方式。”史凯恩（Schein,1973）曾对男性经理和女性经理展开过一项大型调查，要求被试者对列表中的性格特征进行评估，以便归纳哪些特征更具有男性气质，哪些特征更具有女性气质。结果显示，男性的性格特征被认为更符合领导者的气质类型，而且被试者对于男性成为领导者的期待比对女性的期待要强烈得多。
将女性领导力研究等同于对具有女性气质的领导力的研究，这种认知和研究取向的优势在于能够借用人们对领导力研究的理论成果，发展出以女性为专门研究对象的领导力研究，并且将建设性的研究视角引入传统的领导力研究视域中，反思并补充了传统领导力研究中对女性经验与女性立场的漠视与缺失。但是这种认知与研究取向的劣势在于，窄化了女性领导力研究更为丰富的内涵，并且将“女性”僵化地解读为“女性气质”，遮蔽了“女性”这一关键词背后蕴含的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研究取向2：具有女权主义特色的女性领导力研究
有的学者则认为，女性领导力研究是对女性的“独特”领导能力与领导方式的专门研究，这样的研究不遵循于传统的领导力研究的范式，并且以其具有女权主义研究的“挑战性”和“差异性”作为其鲜明的特色。
这种研究对应的英文翻译应该是feminist Leadership Studies。这种研究挑战了以男性作为领导力的唯一合法主体的理论框架。这类研究认为，对女性领导力进行研究，并不是出于对女性作为领导者的合法性的审定，而是为了弥补以往领导力研究的性别盲视与性别偏见。
比如史密斯（Smith,1997）曾试图以女权主义观点与研究方法为基础，试图建立一个融入男女特质的领导理论。胡剑影对女企业家领导力进行调研后也发现，在直觉性、逻辑推理等方面，男性与女性，男性领导与女性领导事实上没有显著的差别。
将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领导力研究，采用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将发现领导力研究中的女性的主体角色以及主体价值作为女性领导力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诺思豪斯的研究值得关注。她在总结了20年间女性领导者和管理者的相关研究案例后发现，人们面对女性领导者和管理者时，总会提出几个问题，包括“妇女能成为领导者吗？”“男性和女性领导者在机构中的行为和效率有差别吗？”“为什么处于最高领导层的妇女这么少？”“怎样才能使更多的女性领导者进入最高层？”
在具有女权主义特色的这种女性领导力研究的取向之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认同，一种是将“女性”作为整体性的复数概念（women），即强化女性整体的突出共性而忽略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比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女性的职业优势在于敏锐的直觉力，合作的天赋，客观务实、工作认真、投入多，尊重关心他人，善于随机应变，精打细算。”很显然，这样的论断忽略了女性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
将女性作为整体概念使用的相关研究还体现在将男性与女性领导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对比性调查研究中。比如海根斯（Helgesen,1990）提出过网状的领导概念，她指出女性的领导特色是从组织的中心往外扩散，而男性则采取自上而下的科层领导。易格丽（Eagly）和约翰森（Johnson,1990）的研究则发现，女性在领导风格上更倾向于采用参与型和民主型的领导风格，而男性表现出更加直接与专制的领导风格。也有一些性别对比研究发现，不同领导力风格不是由性别因素决定的，而是由诸如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决定的。
另一种研究认同是将“女性”作为个体性的单数概念（woman），注重研究女性领导者之间的各种差异性，包括成长与成才的差异性，领导风格的差异性，所处的社会及群体情境的差异性等等。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不同的女性领导者所进行的个案研究上。
总体而言，这种具有女权主义特色的女性领导力研究，其研究优势在于进一步凸显了与男性为主导的领导力研究所不同的女性领导力的重要性与多样性，并成功地将差异性和批判性的视角引入传统领导力研究视域之中；将“女性”视为单数概念还是复数概念的论争，也丰富了研究者们对领导力研究主体——人——的性别差异及其领导力差异的思考。但是这种研究取向的劣势在于，有将性别差异刻板化和二元对立的倾向。
事实上，传统的领导力研究并非都只具有男性气质和大男子主义研究范式，而成为领导的那些女性也并不天然都是性别平等观念的支持者，这就导致了领导力研究与女性领导力研究之间，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并没有形成所谓的“优势阵营”或者“劣势阵营”；而男女两性领导力的差异与其说是由生理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个体差异造成的更为准确。当然，在个体差异之间，性别差异所起到的显性和隐性的影响值得研究者重视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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