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议题的权力博弈
网络安全的政治权力博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网络安全治理的政治，主要体现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权力分配，即谁具有制订网络安全规则的主体性资格和主导性地位，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设计理念和治理规则；其二，与网络安全有关的国家间政治，主要体现在来自于网络的跨国政治动员和政治干预是否超出了网络安全的范畴，是否涉及到干预其它国家内政的敏感议题，这是不少国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了互联网时代的新政治权力博弈。
“美国政府及其企业是互联网基础架构的设计者、核心资源的控制者、运行规范的制定者、技术协议的主要拥有者、软件应用的主要供应者。这些优势给美国带来的战略利益是明显的：它可以基于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自主制定并实施网络空间的安全战略，并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形成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资源分配和制度安排。”事实上，美国因其技术优势，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屡次使用网络制裁的方式保证其国家安全与利益，比如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授意终止了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申请和解析工作。因为“根服务器运行所依托的硬件主要集中在美国，全球13个根服务器中只有3个位于别的国家（英国、瑞典和日本）”其中，位于美国的10个根服务器中有一个是主根服务器。从1998年成立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名为非赢利性机构，是一个已经脱离美国商务部的独立机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
由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所具有的先发优势，在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互联网规则制订中，美国的影响力仍然最大。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个制定网络空间战略的国家，其目的是防止美国在互联网领域既有的长期优势和即时对抗优势的丧失，这也是美国传统霸权在互联网领域的新投射，是从技术层面、资源层面、信息层面到法理层面抢占全球网络空间制网权和制高点的新转折。正因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大型跨国企业都在争取制订网络规则的权力，比如欧洲委员会信息社会项目、八国集团数字化机遇工作组、联合国信息通讯技术工作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有重大利益的私人部门等。也就是说，众多参与者都期望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获得符合自身能量的话语权，其间，利益驱动与政治诉求俱在。正如在网络安全这个议题上，与之相关的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涉及到规模庞大的经济利益，也正因如此，以网络安全的名义，不少国家针对其它国家的硬件与软件生产商均设置了不同形式的准入门槛，有时甚至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止他国硬件或软件生产商的进入，从而一方面保护国内网络安全的信息传播产业链，另一方面因此保有对国内的网络安全方面的绝对控制权。
与网络安全治理的权力博弈有所不同的是，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国家间权力博弈，既有实际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也有政治价值观层面的象征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任时曾于2010年2月和2011年2月两次发表有关网络自由的演讲，系统阐释了美国要借助于互联网推动某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在第一次演讲中，希拉里提及伊朗、摩尔多瓦、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沙特阿拉伯以及中国，她说“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信息网络。……我们支持开发新工具，使（他国）的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上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美国人民应当知道，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也应当明白，我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互联网自由。”在第二次演讲中，提及的国家增加了埃及、古巴、俄罗斯等国，对互联网自由的概念进一步阐释，在表示将其纳入美国外交政策框架的同时，再次表示美国要支持和资助那些追求互联网自由的行为。
美国借助互联网干预它国内部政治或促动其它国家政治变革的理念，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与质疑。对中国来说，互联网并未改变主权边界，中国政府有权依法管理互联网，有责任“控制可能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有害信息”，并反对别国以自由为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有理由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革命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互联网已成为美国传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及实施政权更迭的重要工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6日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认真应对。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这可以理解为中国迄今为止对互联网与国家间政治的基本看法，也可以理解为网络安全议题所具有的政治涵义。显然，这与美国的理解是有较大差别的。
如果稍加回溯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自中国接入互联网之日起，中美网络安全关系中的政治博弈已开始。1992 年，当中国首次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申请接入互联网时，被美国以安全为由拒绝了，理由是美国担心中国从网上获取其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情报和科技信息，也有美国议员提出，让社会主义的中国与美国政府之间实现“互联”是不可想象的。此后的互联网迅猛发展过程中，中国广阔而巨大的互联网市场让美国重要的互联网公司分享到了丰厚红利，但是依然没有解决两国在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互联网议题上的价值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分歧。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是如果自战略层面观之，则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体现在网络安全层面上，不仅有两国企业互相进入彼国时的特别审查门槛，比如美国对华为等中国大型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也有两国在网络安全议题优先顺序及其理念上的不可调和之处，比如信息主权与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之间的关系与位次。在这个角度讲，关于网络安全议题的国家间权力博弈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而且，这种权力博弈将会在话语竞争与经济驱动等层面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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