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网络安全是新近影响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尤其在“棱镜门”持续发酵仍未完结的当下，从一个较为狭窄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商业议题、国家间政府议题走向了更具公共性的国际传播政治议题。自国际传播政治学的视域观之，该议题主要涉及话语竞争与权力博弈两个方面。话语竞争是建构并影响国际公共舆论的手段，权力博弈决定网络安全议题内容与走向的最终影响力量。本文原载《现代传播》2015年第7期，引用请参照原文。
网络安全议题的国际传播政治学：
话语竞争与权力博弈
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技术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引爆“棱镜门”之后，“网络安全”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议题。所谓的“棱镜计划”（PRISM）是一项自2007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斯诺登披露的文件显示，该计划的监视项目主要有10类信息：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及其细节。概而言之，几乎都是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搜集与监视。美国情报人员通过“后门”可以进入9家主要科技公司的服务器，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Skype、YouTube、美国在线、苹果。
其中有些细节，虽然或受到美国政府的辩驳，或受到所涉公司的否认，但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此处关注的是，该事件使得网络安全从一个较为狭窄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商业议题、国家间政府议题走向了更具公共性的国际传播政治议题，即使对于普通网民而言，网络安全议题也变得再不陌生。此种公共性，使得各国在网络安全议题对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动员和传播动员都更为容易。从国际传播政治学的角度讲，在网络安全议题上，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话语竞争与权力博弈。话语竞争是建构并影响国际公共舆论的手段，权力博弈决定网络安全议题内容与走向的最终影响力量。
网络安全议题的话语竞争
体现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话语竞争，最主要涉及的是到底谁侵犯了网络的安全、谁在挑战网络安全。网络安全的话语竞争，一方面是将破坏网络安全的责任归咎到某个国家或行为体，另一方面意味着破坏网络安全的国家没有资格在全球网络安全的政治权力博弈与利益竞夺中拥有话语权，或者说至少是其资格的合法性与效力都会受到质疑。
美国司法部2014年5月20日对中国军方五名军官提出起诉，指责他们涉嫌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私营企业的商业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随即对这五名军官发出通缉令，这是美国首次以商业间谍罪名起诉外国公职人员。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举行例行记者会，对此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已经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相关诉讼。考虑到美方对通过对话合作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缺乏诚意，我们已经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相关活动。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在此之前，3月份，《明镜周刊》和《纽约时报》根据前美国国家安全局（简称NSA）合同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披露，NSA闯入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位于深圳总部的服务器，目的是找到这家公司与中国军方的联系，以及研究华为的技术。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美方作出解释。斯诺登的文件还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广泛侵入中国主要电信公司（华为、大唐、中兴通讯等），并持续攻击清华大学的主干网络等。
同年末，索尼影业娱乐公司将要公映以刺杀朝鲜领导人为主题的《The Interview》（《采访》）的影片，遭到黑客组织“和平护卫队”（Guardians of Peace）的攻击，包括索尼普通员工与高管在内的大量信息被泄露。12月16日，黑客发出“最后通牒”，警告所有将要前去观看《采访》的观众，威胁将在放映地点发动袭击，“世界将笼罩在恐惧中，记住‘9·11’事件的教训。”三天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正式指控朝鲜是此次网络攻击事件的幕后主谋，“索尼被黑手法与此前朝鲜对韩国网络攻击行为相似，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朝鲜方面对索尼影业实施了‘毁灭性’的网络攻击，导致索尼影业成千上万的资料泄露。”“朝鲜的行为对美国商业、美国公民的权利造成了侵害……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群体或个人通过网络手段以此来威胁美国，侵犯美国的国家利益。” 随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指控朝鲜。朝鲜对此表态坚决否认，但是猜测袭击也许是朝鲜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正义之举”，要和朝鲜一起“终结美帝国主义”。与此相关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声明发出3天后，2014年12月22日，朝鲜网络大面积瘫痪，互联网服务大规模中断，全境几乎没法上网。
这些令人应接不暇的热闹场景，从话语竞争的角度讲，事实虽然只有一个，但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建构不同的解释模式和辩解框架，从而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话语模式和象征指向，建构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从政治‘理性’意义出发，在公共范畴内可以理解与治理是相关的，通过广泛传播的观点而赢得了特别的说服力。”“在公共舆论是社会控制这样的观念中，论辩的质量并不是讨论的中心。一切只取决于两个阵营中哪一派在争论中足够强势，从而使得对立的一派受到被孤立、被排斥、被驱逐的威胁。”对公共舆论的研究固然源于选举国家的国内政治，但其研究结果很多方面适用于国际公共舆论的生成，正如上文所看到的中美之间关于网络间谍、美朝之间关于网络攻击的争论，都属于网络安全议题下的国际公共舆论建构。网络安全议题的全球话语竞争，意味着在国际公共舆论中谁能更具优势，从而为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安全赢得空间。
从发展过程与趋势来看，中美之间在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指控近年来已经日常化，而且更多的指责首先来自于美方，中方每次都给出强力回击，并对此给出了诸多数据。目前来讲，“美国指责中国的互联网访问限制及内容审查政策，认为美国企业在华业务因此受阻，美国还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在美销售和投资活动。中国对美国通过互联网途径传播价值观、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进程等问题保持警惕。双方都指责对方进行网络攻击、发展网络武器和推动网络空间军事化。”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的重要议题，双方在2013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就网络安全议题召开了为期4天的会议。这是中美第一次在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就此话题展开磋商，也是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设立后的首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中美关切的问题并在网络安全方面建立起合作关系，但是很快因所谓的“网络间谍”事件所中止。在话语竞争的意义上，中国与美国都在将责任回给对方。设若没有各国认可的公正的第三方介入调查，所有这些争论都不会有事实上的结果，只是体现在国际公共舆论的话语竞争上，此一点，在未来的中美网络安全议题上，依然会有相似的国际舆论争夺。
同时，在美国关于网络安全议题上的指责名单和国际话语竞争中，被列入的国家还有上文涉及的朝鲜，以及伊朗、古巴、叙利亚等。在国际公共舆论上，将网络安全的责任归咎于这些国家，为削弱或排除这些国家在全球网络安全议题上的话语权力制造氛围与议程设置。与此相关的是，“目前有迹象表明，西方国际传播界有关新闻流通的争论焦点已从当年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转向如何利用新闻与其他信息促进东欧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政治转型，引导发展中国家融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潮流。”换言之，在美国政界与国际传播学界，都在转换讨论议题、关注焦点和解释框架，关于网络安全的议题存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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