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星：关于中国传播学问题的本体性反思

编者按

传播建构主体关系。中国的传播学发展与改革开放所引导的历史转折同步，对市场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极大的阐释和再现功能，并形成改革开放的信息传播图式：即从生产力的解放走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开放。已有的学术经验证明，传播学的发展有赖于我们如何从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走向去把握本土情境的问题性。今天中国面临的传播学的学术挑战是一个二元命题：既有技术扩散与社会转型的复杂角色冲突，更有源于研究对象的本土性所提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挑战，即现代性的挑战。本文系作者据2010年10月17日上午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全文原载《现代传播》2011年第2期，引用请参照原著。

关于中国传播学问题的本体性反思

中国人知道传播学至少有三十年了，但似乎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还是只能在学术上提供本土经验。中国是这么大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从本土经验当中来提炼或者来归纳总结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在国际上还是处于一个学术不平等交换的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个人学术表达的自我反思来探讨中国传播学问题的本体性。反思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回顾历史，因为这是传播学作为一种学术能否生长的规定情境；二是探讨问题框架性（Problematics），因为问题总是在具体语境中呈现为现实的瓶颈和希望的可能性。

一、历史的逻辑

在各种各样关于传播的定义中，我认为传播的本质是建构主体关系，即重构社会的主体关系。按照一般的学术考证，公认为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历史时间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所以被称之为新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是整个国家有了一个新的政治动力：走出“文革”——当时称之为“浩劫”，重塑政治合法性，通过重建全民共识来形成新的社会关系。而这个社会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按照美国政治学家鲁恂·W·派伊的说法：“政治过程和传播过程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密的关系。因为在政治领域内传播过程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功能。很少有人能直接看到形成政治过程，甚至仅其一小部分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人们必须转而依靠一个沟通体系，以使他们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理解政治的实质。正是通过传播过程的组织，一系列代表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追求权力的随机行为，才以某种关系形式被互相安排在一起。这种秩序是在权力考虑的范围内建立的，而一个社会则发现它有一个政治体。”这个新的政治体的表象是通过制度措施来完成的，即包产到户、政治平反、恢复高考和文化解冻等“复原性”制度措施。我们在这里把这些能够代表改革开放的政治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举措称之为“复原性”制度，是因为所有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得人心的制度是恢复以前曾经有过的制度，只不过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政治原因被中断或中止，现在得以重新复原，从而产生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在国际上，也开始调整对整个外部世界的看法，即通过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把国际政治的命题从1973年中共十大提出的“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同时积极恢复和参与国际组织，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转变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两种意识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是开放意识，通过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的问题，1980年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过一本文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无疑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国内哲学界这时展开主体性意识的学术讨论；另外一个是本土意识，对本土观念的历史回溯是通过提出“文化寻根”来展开文化批判，在大众传媒中较有影响的色彩政治学是呼吁“蓝色文明”。当时的新闻传播已经有全球化的味道，比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成为国内头条新闻。如何借用信息传播通道的容量和频率来推进社会变迁似乎是当时的共识，信息公开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和政治动力，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两年后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陈崇山研究员主编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就对当时的社会各界和主流社会群体进行过关于改革开放的受众意识方面的调查，算是这个历史时段的信息传播的文化政治学的文本记录。

对有过这段历史记忆的人来说，改革开放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大胆挑战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经典命题。第一，能够打破线性历史观，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二，社会生产力在之前所遭遇的极大的破坏或损害是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源。如果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就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显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在政治社会关系中对“革命”的“革命”来解放社会生产力，从而提供释放社会空间的政治条件。邓小平理论的要点之一是通过对过去那种一元化权力的局部开放释放市场经济的社会空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因著有《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而闻名的美国学者谢淑丽曾经专门分析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验。她认为，“为了创建改革联盟，邓小平将目光投向了轻工业、农业、沿海省份及省级官员。吸引这些地区和部门的是邓小平的中央权力下放、市场化及经济开放思想。”其实，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特征是充分重视新兴社会生产力代表的能动性，由此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社会力量。

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必然带来社会变迁，从而提出社会转型的命题，这当中有两个文本值得回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经比我早几年留学法国的学者李培林在1992年第5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之后，另外一位社会学者孙立平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1期上发表《总体性社会研究——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要分析》一文，提出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的命题。这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命题上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思考范式，也就是在这前后，资深新闻学者甘惜分先生在《新闻记者》1989年6期上发表《多种声音一个方向——论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提出新闻体制改革的问题，之后在《视点》1993年第2期发表《新的形势呼唤新闻体制改革》一文，重申这一话题。

这些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化所激发的关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思考，符合我们所理解的传播观念的调解性质。“在现代国家的社会空间中，有两种传播途径构筑了社会传播的调解功能。……首先是市场经济的交换空间，这是通过经济活动组织本身表现出来的。……其次是政治制度的表现空间，在这个领域中起作用的是直接和间接的政治权力，通过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

社会生产力主体结构的社会性变化必然要走向意识层面的开放性。1997年秋季召开中共十五大，在政治报告中确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化的政策指向。新闻传播领域当中，都市报正在成为一种发展势头，尚未得到学术界肯定。都市报是从传统新闻机制当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有机传媒，它可以与正在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接轨，低端的信息源和开放的新闻视角相结合，直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同时与市场经济同步成长。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是这样的：“信息资源的扩大化和社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新闻传播不再仅仅限于一个单独的宣传使命，而是重新建构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一个真正的社会纽带。各种社会信息的开发和交换有利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在象征层面上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资源。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本身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成为一个利益主体，享有权利参与新闻信息交换过程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简单说来，经济改革在信息传播领域里所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在数量维度上扩大了舆论结构，同时也从质量维度上扩大了社会参与。显然，有效的大众传播所带来的是参与社会转型的现实感。我把这理解为传播学的中国语境。

社会科学是讨论人的，人就是政治。那么，传播学在中国要获得身份，是不是应该呼应政治命题？又应该如何呼应政治命题？在1999年10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的“中国加拿大面向21世纪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题为“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的论文，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态势，认为传播学在中国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社会本身已经呈现出从生产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象征主体多元化的传播图谱：“中国的经济转型在信息传播层面上导入三个新的维度：第一，在生产关系方面，新的社会生产主体的涌现丰富了传播关系。第二，在信息分配的关系方面，信息资源的赢利性和新的利益主体的崛起要求推动信息在经济层面和象征层面的再生产强加一种合法的定义来与自己的利益相匹配。第三，涉及到传播网络和传播区域，在区域性的社会发展当中，传播网络的配置是创造一个社会调解的空间，产生地方认同的象征意义。信息资源的开发有利于打破市场建设中的地区封锁和人为划分，形成一个具有最大社会参与性意义的全国市场。”

已经过去十年，今天能不能够再阐释当年提出的三个维度？现在看来，当年的这个观点的目的，是试图表达传播学如何认知和判断中国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走向，即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开放的信息传播如何与社会转型同步。第一，信息传播不再是垂直单向的结构，它的社会扇面的展开，使得信息传播不再仅仅局限于表达一种政治关系，而是成为社会联系的认知手段和知识工具，对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主体意识的成长提供信息条件。第二，预示新信息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技术变量在中国必然产生社会变量，即新社会阶层的崛起。

一方面，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将取决于它在经济上的影响力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新信息传播技术本身的推广自然会从产业经济和价值体系的角度催生出新的社会主体，从而通过广告化的方式逐渐与传统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第三是在改革开放中，传播的方式和手段要立足于社会调解的功能定位，不但要打破经济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也要打破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市场经济要有社会性，要有利于社会保障，推动实现社会转型。这实际上是勾画出一个改革开放的信息传播图式：即从生产力的解放导致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开放，其中的一根轴线是信息传播的开放。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由于新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信息的流量很大；由于技术的便利性所形成的传播的自发性，往往会把各个民族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的诉求汇聚起来。传播全球化的要害在于，与物理时间同步的信息如何跨越历史、社会和文化纵深完全不同的空间断面。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这种信息流的结果是扩大已有概念和现实镜像的误差，使得意识形态和经验感受无法统一，那么任何一个聚焦角度有差异的社会信息就潜藏着政治能量，从而把信息传播和社会风险的概念联系起来。当然，对中国来说，信息传播当中更多的本土性障碍，实际上是需要进行历史性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