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的困境
如果按照一句老话说“历史没有单行道”，那么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双向通道。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的讨论有很多观点。但如果说其中也有暧昧性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改革开放在培育社会主体的同时，也在产生新的垄断实体？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政策性措施和行政化制度，在“抓大放小”的政策指导下，大型国有企业全面崛起，其迅速扩张与主导性发展，形成在经营形态上具有垄断特征的利益集团。当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主导角色时，市场的特征和功能更多地被局限为实现某种阶段性的政治意图，而很难成为一种在社会增长过程中形成平等、公平和自愿的交换以及监督机制的有效制约。以吴敬琏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一再呼吁要建立以法治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反对以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这往往导致行政和司法的角色模糊，从而使得所有积极的市场机制创新难以保证社会信用，反而积累社会矛盾。当行政权力对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时，必然把整体主义和等级社会的统合性重新引入正在开放的社会，从而产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社会现象。社会流动的阻塞和市场准入的门槛在挑战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有过很多纲领性口号，但在全面加入全球化之后，遭遇的一种意识形态较量就是如何面对“普世”或“普适”价值的挑战。甚至我也听到过负责意识形态管理的高级别官员也表露出对于如何在国际上明确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的焦虑。所以在总结中国自身发展成就的语境化解读的过程中，核心价值的缺位使得主体的身份认同和权益保障成为悬念。从政治学的原理来说，是主体性问题的缺位，即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所应该完成的从文化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化过程还在进行当中，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尚未完成。当然，关于政治学的问题，我们还应该请相关专家来加入讨论。但我想要说的是，传播学在西方的诞生和发展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如果不从社会科学的属性来把握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把他们的理论当作解决问题的药方。其实，中国特色的“传播理念”早就存在。
举例来说，我们所接触到的西方传播学理论，源于西方国家在社会运行中所产生的制度性需求，实质上是基于市场理性来把握人们接受或享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作用途径，比如对于信息的入口出口的把关问题，社会心理学家列温（Lewin）在1947年提出“把关人”概念，从而阐释具有一定权力的人或机构在决定某个信息的性质和流量，表明在一个传播系统中，信息总是通过某些关口传递的。研究的案例源于普通的市场消费行为。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表明，差不多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系统完整的具有把关人概念的信息传播的指导原则，即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于1942年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原则：“党性第一”的原则，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这一系列原则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方针。由此可以说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经验图式遭遇中国语境的政治逻辑的顽强阻击，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信息流通机制有较大的改进。
只是到了今天的新媒体时代，我们才发现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确在产生压缩性时空的“象征有效性”。比如说微博对信息传播的放大效应和加速效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范围内，释放信息本身所可能具备的爆炸能量，增强信息的冲击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杀伤力，从而对所有的信息危机处理方式提出挑战，对与信息相关的行政机构的公信力也是一个考验，由此也需要对信息疏导有新的把关人模式。由于微博的技术优势和非个体责任性，自然会对公共事件的话语表达形成一个更加自主、更加多元的传播态势，激发网民自主参与或围观公共事件，彰显社会群体的自治意识和权益意识，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
我们引进的传播学理论，尤其是源于美国的传播学方法论，主要的说，其方法论路径是演绎—法则理论：从实证经验出发，认为科学理论是一种说明性的努力，阐释并预测研究现象，强调可检验性，具体落实为可证伪性，强调如何与伪科学或意识形态的区别。这一理论方法一般被称为经验功能主义，其展开背景有赖于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理性的市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在20世纪后期开始被反思：首先，美国科学史学者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一书中提出范式转换理论，认为“成熟科学的发展模式通常是通过革命从一种范式不断地向另一种范式转变”。其次，英国学者A.F.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对科学的性质和地位及其方法的评价》（1976）一书中提出“视觉经验不仅仅决定于看到的物体”，因为观察陈述被理解渗透。该书二十多年来一直不断修订再版。这本著作着重提出证伪主义的局限性问题，这对于非西方文明国家，对于还在延续隐蔽的制度（潜规则）的国家，或者说对那些各种社会内部活动的形式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结构性关系仍然非常复杂的国家似乎更贴切。再其次，样本始终是有限的，信息观察的有限性限制归纳过程的有效性。何况在新媒体时代，任何一个事件，有多少个观察者就有多少种真相。
与美国的传播学学科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和默顿所提示的研究方法，基本特征是停留在中观层次，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中层理论，比如越轨理论、角色冲突理论、参照群体理论、矛盾选择理论、科层结构理论、科学共同体及许多其他理论。这些理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提出一般性解释。
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不同，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面临着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艰巨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这一重要战略判断是传播学发展的指导思想。
简单说来，目前中国面临的许多社会难题的讨论都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比如说如何重新分配资源、如何建立公共保障体系、如何改革金融体制、如何确保能源安全、如何维持社会稳定、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如何协调权力调控距离的制度衔接以及如何缓解国内民族间紧张关系等，这些领域中的话题无疑是大众传媒中最具有社会影响的议题。再简单一点说，各种社会内部关系的流动性由于遭遇相关各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利益机制的扭曲，由此产生大量的承诺，信息，以及协调方面的问题，在处置失当的情况下形成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稳定性建构。
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整个社会背景，是因为我们对传播学抱有理论期待：即能够在本体论的学术层面上有一个社会阐释力量。传播学这个概念通常更容易在当下的语境中被理解成大众传媒的文本效果或传媒机构的经营效益，而从社会学科本身的发展应该力图产生更大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我们往往更愿意把传播学看成是寻求不依赖于任一特殊学科背景或知识基础的关于人类社会关系的传播性质的认识，由此使得学科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一种既平行又开放的互动关系。
为什么要求平行的学术观？因为平行是保持对学术史的自身发展过程的尊重，而开放则是要考虑把日常生活中的主体传播经验与固化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支点，并延伸到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体系当中去。这就要求在把握学术思想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系统与主体的关系，量化与质化的关系，制度与经验的关系等等。如果说大众传播的方式决定了社会得以建构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命运，那么这种命运的未来就只能存在于行使公共意愿的普遍权利当中，越来越根本的问题是关注和影响这种意愿的形成过程。如果我们在方法论上被管理实证主义控制，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调技术性的方法和结论，从而淡化人类社会通过信息传播走向自由的根本命题。当然，我们看到的情况可能并不令人乐观，把社会科学管理学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诱惑），其结果可能是问题性被遮蔽。如果没有问题的真实性，如何形成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积累？
我们面临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和全球化分不开的。随着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传播全球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调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受众市场竞争及其受众分化，将传播文化视作连接工业、文本和受众的单一线性观念已难以全面阐释大众传播机制的复杂性。网络传播的多元化叙事使得信息由于界面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面貌，分裂意义上的信息呈现出持续性的社会焦虑以及公众精神生活的面具性。结合全球社会公民运动对主体性的种种追求，新的理论探索和新的传播实践无疑在提示着一种更多元、更活跃的理论潜力正在孕育。
在中国，传播学今天所面临的学术挑战是一个二元命题：既有技术扩散与社会转型的复杂角色冲突，更有源于研究对象的本土性所提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挑战，即现代性的挑战。后者在方法论上是再现理论：不是量化逻辑主导，而是试图从社会逻辑（现象和行为过程）去把握社会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假定华体会娱乐体育首页
是一种揭示性的，强调理论和经验的对应关系。虽然“世界是平的”，但历史依然有纵深：“在主张第二现代性的西方学者看来，政治民主化（民主国家）和社会民主化（福利国家）正面临着全球化、个体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和全球风险等非稳定因素的挑战，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当代传播手段或许可以成为人们重新恢复对人的信任和对社会关系的信心的符咒。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第一现代性的追逐仍将继续立足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探索传播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相统一的途径。”
面对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挑战，我们还是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在举办国际盛会、战胜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和维护地区和平等诸多重大事件中经历了考验，继续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坚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政治观念转换，政治的刚性中增加了柔性因素，从建立包容性增长方式出发，协调相关各方利益成为政治抉择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在社会层面上，自发建立公民社会的自觉意识在提高，开放的信息传播环境加速对人类已有文明成果的汲取，中国对建立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发展秩序亦在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各种主客观和内外部因素的汇聚有可能形成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中国的传播学界能否为自己的学科发展提供有更大价值的学术贡献？其中的一个使命是要挑战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的学术不平等关系。突破点在哪里？只有回到本土语境，重新梳理本土文本，从文献到考证，从事实到经验，从模式到理论，从中提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传播学叙事。正如伊娃·伊卢（Eva Illouz）在向洛文塔尔致敬时所说：“当一个文本能够提供一套全新的隐喻来理解社会现实并重组我们对社会世界运转方式的理解的话，它就能成为经典。经典性文本对于解释性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为理解现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隐喻和语言规则。”希望用这样一句话来与大家共勉，期待我们能够继续的学术努力，有信心为后来者的超越留下有价值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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