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关键:政治互信、共同目标、务实合作
1.政治互信:对APEC会议上最重要的成果“四点共识”的解读
此外，关于APEC会议周之后的报道样本中，2014年11月18日共同社发表的一则长篇评析“日中对四点共识的解读大相径庭恐引发新的对立”。报道中指出“日方将11月10日举行的中日首脑会谈视为安倍此访的首要成果，力图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然而双方7日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发布的四点原则共识含糊不清。中方强调日方做出了让步，日方则表示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立场保持不变。14日至17日期间，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的毗连区航行，反映了中国政府在首脑会谈后没有改变对日强硬姿态的现状”。
表明中日首脑非正式会谈，使日本政府及媒体基本对中日关系的缓和持积极的态度，但共同社作为日本媒体中枢，也客观地意识到中日两国关系的实质进展，明显受制于中日之间“政治互信的缺失”。
而2014年11月26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在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大国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中，也曾对中日关于“四点共识”的不同解读作出具体阐释:日本外相“否认四点共识”，称政府之间达成的“共识”，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对此，日本参议院网站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这是中日双方对“法”的理解和解读不同所造成的。中日最高领导人之间达成的政治互信“共识”，比同国际法，中日之间应予以尊重。而日本外相这一言论，也侧面反映了日本朝野内的混乱，为执政党出难题，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激化政治矛盾”。
2.共同目标:借助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战略，积极促进东亚“命运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
鉴于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互相促进的经验，实现中日关系的真正和解，需要借助于东亚一体化这一平台的发展。“无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和解所起作用的经验，还是当前东亚合作和一体化的现实及其发展前景都告诉我们，中日关系是实现东亚加强合作走一体化道路能否做到扎实可靠和名副其实的关键。就像没有法德和解、法德轴心，就不可能有欧洲一体化一样，没有中日的全面合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东亚一体化。”
由于美国因素的强大影响，日本对是否融入亚洲摇摆不定，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比如中国倡议建设“亚投行”，日本既有管理优势，又有地域优势，尽管日本国内民众呼声很高，但是碍于日美同盟，安倍一直未表示加入。2015年纪念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对日外交化被动为主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会谈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事宜，真挚邀请日本的加入与合作。
如果中日统一战略目标，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推进务实合作，遵循从经济到政治，由易入难，循序渐进的路线，在密切交往和务实合作进程中增强双方政治互信，东亚一体化的步伐会大大加快；而在这一过程中，中日和解的进程必将加快。
3. 建立分歧管控机制:保障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
法德关系制度化保证了双方即使有分歧，也不会出现关系逆转。中日之间应汲取法德和解的经验，建立双边分歧管控机制，健全多层次合作机制，利用各种交流渠道使中日关系制度化、稳定化。关于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一方面坚持主权原则不动摇，另一方面可遵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友好策略，有效利用双边和多边平台共同解决。此外，也应在经济政治合作交往过程中，重视两国民间和青年之间的交流，正确引导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增进相互理解。
四、探析中日关系走向:需耐心诚心经营
综合来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婚恋关系。七十年代中日建交之处，中国经济落后，日本出于愧疚和人道主义，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促进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也造就了中日外交史上著名的“蜜月期”。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飞速增长，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引起日本的各种提防和不满，但是中国的经济壮大并不足以使日本心服口服、由衷赞赏，因为中国的科技创新、环保教育等多个方面还与日本有很大的差距。这时候中国需要更好地借鉴其优秀经验发展自己，加强同日本的合作，赢得其国民的信赖，密切双边关系。
此外，恋人能够顺利地度过磨合期，进入婚姻，也有赖于共同的责任和目标。中日应该为东亚一体化而共同努力，尤其是日本空间小，需要借助邻国资源，与邻国友好发展。
在此期间，处理好中日关系中的“第三者”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环节。美国作为中日关系中的“超级第三者”，其强大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对华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对华关系，是日美中三角形框架中发展的对华关系。”日本的这种外交定位，使中日关系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中国在与日本友好合作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中美两国关系，不挑战其超级大国地位，坚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则，就两国利益共同点加强战略合作。
最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制度和法律保障，良好的分歧管控和协商解决机制，将为中日历史问题、岛屿海事纷争等提供良好的协商平台和解决途径。
* 作者梁岩系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教授；吴燕博系我校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 本文系我校亚洲传媒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日本共同社涉华报道分析—以2014北京APEC报道为例”〔项目编号:AMEC2014－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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