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倍对华政策:“实用主义”、应对型决策、历史问题认知模糊
1.APEC会议“习安会”，安倍政府谋求民意支持:实用主义
不能忽视的是，所抽样本中，还涉及安倍参加完APEC会议回国、中日首脑会谈顺利进行对安倍提前举行大选的策略影响等内容。
其中，11月11日APEC会议周之后的11条报道中，就有3条内容涉及安倍可能提前解散议会进行大选。表明日本国内舆论对中日关系缓和的期待和呼声关乎日本长远的国家利益，然而安倍政府却精明地利用APEC会议“习安会”中日关系缓和这样一个重要时机和外交成绩，策划提前解散众议两会，争取国内民意支持，以利于大选中延长自己的任期和政治生涯。这足以彰显安倍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继承了日本文化中由来已久的“实用主义”心理和价值观。
2.APEC会议后安倍政府连任继续推动国家正常化:应对型决策、战略误判
安倍政府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与中国就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之争达成四点共识，以此换取APEC会议上同习近平的短暂“会见”。尽管如此，安倍并没有放弃其右翼立场。在大选获胜后，依然声称要推动国家正常化，解禁集体自卫权。对此，我们要看到安倍推动“国家正常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及其挑战中国的深层次结构原因:随着世界由美国一极独霸向多极化发展，日本朝野越来越认识到，在多极世界中，日本与美国战略利益趋同性的基础将更加薄弱。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不可能也不会再对日本进行全面的庇护。此外，随着日本在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稳固，越来越不甘于战后国际秩序下的国家定位，安倍政府试图借美国“战略再平衡”之机挑战中国、通过推动国家正常化、谋求“美日同盟”中的平等地位，“一石三鸟”以重塑民族自信心。而近年来在美国财务危机的背景下，日本也得以担负更多的军事责任，解禁集体自卫权。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认为:“空间、资源和机会缺乏造成了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强烈排外心理。”而岛国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导致生存危机、忧患意识从古到今都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共同心理。面对“中国邻居”的迅速崛起和强大，日本外交把应对“中国的挑战”和牵制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因素。而安倍自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尤其是大力推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大对东盟、非洲等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官民一体推动日本对外投资及贸易活动，对于中国企业及外贸走出去开拓市场、发展合作，形成较大挤压。但另一方面，安倍的“地球仪”外交也表明其在东亚邻国外交的失败，舍近求远，日本动荡的政局未必能长久执行。而且安倍“针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的一系列包围式外交活动，反倒显得其外交决策的“应对型”短见，缺乏长远战略目光。
出于政治目的和战略考量，安倍政府还劝诱经济界实施“中国+1”工程，鼓动对华撤资并转向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投资。2014年12月26日共同社共同网评出2014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其中安倍与习近平首次举行首脑会谈占据第一的位置；随着中日关系改善迈出的第一步，日本各届积极访华、两国人员交流逐渐恢复；日元贬值推动中国访日游客创新高；然而，日本对华投资额却同比大减。
3. 安倍内阁依然参拜靖国神社:历史认知模糊
样本中，共同社一则报道称，2014年12月26日安倍重新掌权满两周年之日，没有参拜靖国神社。有分析认为，日本因历史问题等与中韩对立，安倍认为如果与中韩改善关系的动向受挫很可能招致批判。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安倍是个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历史观点，但他会在历史问题上做一些让步，以求得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良好关系。
然而，即便2015年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安会”再次顺利进行，安倍内阁的三位部长和百余名议员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引起中韩等多国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对此，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曾认为，日本内阁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丢失了在亚洲的大片传统阵地，是拘泥于过去、缺乏开拓未来的战略眼光的做法。奈甚至认为，日本纠缠于历史，自我束缚，只会让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影响力急剧扩大。而早在2013年12月安倍晋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政府就公开表示了“失望”，这实际上是对日本“恨铁不成钢”的一种表露。
此外，就日本领导人个人因素而言，安倍对过去的历史问题并不是很清楚，是因为他自己的祖父本身是战犯。他可能非常喜欢自己的祖父，所以有一些肯定“二战”的想法。
综合分析共同社2014年北京APEC会议的涉华报道中的中日关系，可知安倍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渴望改善关系”，到“利用中日关系的改善提前解散议会，以赢得选民支持”的精明务实，再到对所达成缓和关系的“四点基本共识”的不同解读、置中国对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严厉强硬态度于不顾、可能引发中日新一轮的对峙。表明日本政府在对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中，依然不愿正视已有问题。安倍政府既担心中韩合作挤压日企的发展空间，又不愿正视二战中的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继续因“四点共识”的不同解读在岛屿主权问题上的反复揪扯，成为与中韩关系进展中不可回避的结点。
然而，日本安倍政府对外决策时一贯的“实用主义”心理、历史认知模糊、对外战略误判等特征，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乃至中韩东亚邻国的强烈抗议。安倍政府的外交策略显然不能得国际社会之“道”。另外，由于日本政局的动荡不稳，外交策略随着领导人和内阁的变动而变动，外交决策需日本各阶层间协商达成、执行时也可能会遭“打折”，安倍一味谋求“国家正常化”的道路未必能持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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