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该书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意义。大家常说，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古为今用。理清日本侵华广播的来龙去脉，也是全面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史、日本侵华史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就是日本侵华广播的一份“罪案”。该书依据日本侵华广播的历史进程和状况，在内容上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伪满广播史料；第二部分为日伪华北广播史料；第三部分为汪伪华东中南广播史料；第四部分为日伪台湾、香港广播史料；第五部分为地方志所载日伪广播史料；第六部分为日文版《战争·广播·记忆》选刊，这是编者为了便于我国学者了解日本学者对日本在华广播的研究成果而特意选译和编入的。应该讲，日本侵华广播史料散存中外，数量众多，但收藏分散，搜求不易，而本书所收有关史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日本侵华广播的概貌。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仍然在为军国主义招魂，动辄大放厥词，掩饰侵华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对日本侵华历史的清算和追究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仍然是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长期而又艰巨的课题。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诚如赵玉明在书中所言“此时此刻，作为一名终身从事广播电视史教学工作的教师，又曾一度参与办过新闻节目的广播工作者，深感有责任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广播史上犯下的侵略罪行告知国人，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的广电人，借以激励广电人爱国敬业的精神，倾力办好新时期的广播电视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服务”。该书的出版，既是对日本侵华罪行的一次声讨和清算，也是广播史学工作者对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最好的纪念，生动展示了主编走进历史深处，回应现实关切，倾听未来呼唤的人文情怀。
其二，该书具有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做历史研究的都认为，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和前提，有了史料，史学才有了生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广播史是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是开展包括广播史在内的新闻史研究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但由于各种原因，“文革”以前国内并没有出版过新闻史料一类的专门书籍。改革开放以来，已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中国新闻史料选的书籍如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的《中国新闻史文集》，收入了1949年10月以前的有关新闻史的文章100多篇，却没有一篇涉及广播事业的。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之华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收入的是公元724年至1995年间有关新闻史料，其中现当代部分200多篇，收入涉及广播电视事业的仅有3篇，这对于完整、全面地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确是一种缺憾。
有感于此，2007年6月，汕头大学出版社曾推出赵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的、专门性的广播史料书籍。此书收入的史料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将近30年间的有代表性的广播史料。赵玉明在该书的编后记中写明“日伪广播史料尚待搜求整理，故《选编》未收入这方面的史料”。如今，8年过去了，《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终于面世，使得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逐步系统和完整起来，为深入开展后续的专门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得上是“填补空白”。
其三，该书具有非常厚重的学术内涵。就广播电视专门史而言，目前我国尚无一本全面系统地揭露批判日本侵华广播史的专著，为使读者了解日本侵华广播的概貌，在该书附编部分收入了赵玉明撰写的《日本侵华广播史略》一文。此文虽名为“史略”，确是他在数十年治现代广播史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近年来日本侵华广播史研究成果之后的一次更为深入的系统研究，超越了此前《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和《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的相关研究，彰显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内涵。通过系统的研究，赵玉明把日本侵华广播活动凝练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侵占我国广播电台，大量开办日伪广播；二是组建广播监管机构，严密控制广播电台；三是制定广播法规，管控收听范围；四是开展殖民化宣传，麻痹毒害中国听众；五是轰炸破坏中国电台，封闭民营广播电台；六是广泛收集中国广播情报，编印书刊吹嘘日伪广播。
不仅如此，赵玉明明确提出“针对日本广播侵华的种种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部历史中，中国的广播工作者和被侵略、压迫的中国人民写下了反抗斗争的一页”，进而指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日本侵华广播在中国的彻底终结。从此永远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广播主权的侵犯和日伪广播的殖民化宣传的历史”。多年以来，如何使广播史科学化，进而成为一门科学始终是研究者的终极追求。2004年1月，《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推出后，笔者曾撰文称其树立起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是我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随着《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的相继出版，使得广播电视史学的学术基础更加扎实和厚重，广播电视史学科学化的理论内涵日益丰满，将有力推动广播电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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