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园与废都:作家的北京
记述北京的散文作品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勾画出北京城市的两个形象:一是家园,一是废都。其中,“五四”为第一个时期。在“五四”启蒙文学形态中,北京形象往往是作为愚昧落后的老中国出现的,被作为了否定的对象。李大钊记述北京的散文如《新华门前的血泪》《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黄昏时候的哭声》等,要么叙写“几十个贫苦的女儿孩子在那里拿着小筐在灰尘里滚,争着捡个半块的还未烧尽的煤渣”,要么叙写“沿街叫苦乞怜于阔绰人家的残羹剩饭的呼号”。陈独秀干脆给北京总结出“十大特色”,全为恶习。瑏瑤鲁迅谈到北京时经常使用“沙漠”一词。在《有趣的消息》中,鲁迅说:“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制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的缘故。”在鲁迅笔下,北京还是“活埋庵”:“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在“五四”早期,除了周作人、俞平伯等,对北京有好感的作家极少。
20年代中期后至30年代初,文化中心也由北京转移至上海,多数作家多寓居上海。上海发达的现代性,给新文化人带来了事业的发展、居处的便利,但是内心的文化归属却往往体现在对北京的情感之中,对北京的向往与怀恋渐至浓烈。同时,北京宫室禁地被辟为公园先后开放。1914年,内务总长朱启钤提出开放城内外名胜,以期“与民同乐”。先有社稷坛、先农坛被辟为中央公园、先农坛公园,此后,北海、颐和园、天坛、中南海也纷纷开放。1924年逊帝溥仪出宫,1925年故宫全面开放。《旅行杂志》专门开辟了“北平七日游”栏目,引发了南方文人的北游兴致。作家施蛰存曾自嘲:“三年前就说要逛一趟北平,到今天也还未治装成行,给朋友们大大的笑话”,而只好“绕室旅行”,写下了《绕室旅行记》。此后,到北京旅游成为南方文人的时尚。1936年,上海《宇宙风》杂志曾陆续推出“北平特辑”,共出3辑,分别载于第17、18、19号上,作者多数是南方文人,如郁达夫、许钦文、徐霞村、废名、宋春舫、罗念生等。其中大部分文章,又由《宇宙风》编辑陶亢德编辑、发行,以《北平一顾》为题结集,1936年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同时,以北京为题的散文集有数种,也是这种情形下的创作。比如湖南人钱歌川于1932年赴京开会并游览,回到上海,便将北京游历写成小品在《新中华》杂志发表。1934年又以《北平夜话》为题在中华书局出版。浙江作家孙福熙曾由鲁迅介绍,于1919—1920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随后赴法留学并回沪杭工作。对于北京的眷恋,使他于1925年专程来京“重温旧梦”,在北京居留8个月,写下36篇散文,结集为《北京乎》,在1927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此外还有东北沦陷区开明图书公司1942年编辑周作人、老舍等著的散文选集《北京城》,黄裳编著《新北京》(1950年)等。
概览北京题材的散文,内容可分为:记录北京政治。如“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六月三日的北京》、周作人的《前门遇马队记》,抗战前期老向的《危城琐记》,蹇先艾的《城下》,齐同的《十二·九前后》;沦陷后李辉英的《故都沦陷前后杂记》,曹靖华的《故都在烽烟里》,冰心的《默庐试笔》,王西彦的《和平的古城》《屈辱的旅程》;抗战结束后徐盈的《“笼城”听降记》,朱自清的《回来杂记》等等。描写北京宫殿与城池的有林语堂的《迷人的北平》,郑振铎的《北平》,盛成的《北平的天坛》,陆晶清的《再怀北平》;记述北京城市性格与民情的有周作人的《北平的好坏》,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石评梅的《雪夜》,老向的《难认识的北平》,陈学昭的《北海浴日》,叶灵凤的《北游漫笔》,谢冰莹的《北平之恋》,唐弢的《帝城十日》,郁达夫《故都的秋》《北平的四季》,张我军的《秋在故都》《当铺颂》,许訏的《北平的风度》,朱湘的《胡同》;描写北京民俗的有袁若霞的《天桥》,金容的《北平的土药店》;也有讨论北京中庸、保守性格的,如钱歌川的《飞霞妆》,梁实秋《北平的街道》,沈从文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徐志摩的《〈死城〉——北京的一晚》等,还有鲁迅对北京进行尖刻批评的《“京派”与“海派”》。
20、30年代文人对北京的记述主要是传统的城市空间。民国时期,文人笔下的北京城市空间主要是天坛、北海、陶然亭、钓鱼台、卢沟桥、西山、松堂、圆明园、清华、八达岭、长城、妙峰山、潭柘寺、先农坛、天桥、胡同等旧京场景。可见,文人眼中的北京并不是一般民俗的北京,而是由“帝都”转型过来的公共园林景观和富有文人气息的文化区域。林语堂就认为北京是“深具着伟大的帝王气象”“世界上宝石城之一”“北平正像一个帝王的梦,有宫殿、花园、百尺林荫地、艺术博物馆、专修院、大学、医院、寺庙、宝塔,街上陈列着艺术铺和旧书店。”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吴伯箫的《话故都》,一任热爱之情恣肆,即“伟大的城阙,壮丽的宫院,一目无边的丰饶的景色”“坐镇南城的天坛,那样庄严,使你立在跟前,都不敢大声说话”“既朴素又华贵,既博雅又大方,包罗万象,而万象融而为一;细大不捐,而巨细悉得其当。”当然,对于旧北京的描写,也不乏脱开景物,直接表达感情的,但这种情感式的表现,同样离不开北京上述空间性因素的支撑。
北京的乡村特性,接近文人的“田园”经验。郁达夫当年就说过:北平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老北京人在天晴的时候,站在大街上便能望得见西山与北山。所以老舍曾说:“北平在人为之中显示自然”,“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疏阔的庭院与园林自然相融一体,造成了北京人的雍容与悠闲,如唐弢说的,“走路的少,又慢,一个个悠闲自得,决不像上海人那样‘惶惶不可终日’”。郑振铎也说,北京就像骆驼,“安稳、和平、一步步地随着一声声叮叮当当的大颈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而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得是那么和平而宽容,负重而忍辱的情绪,这便是北平生活的象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本是典型的乡村景观,而老舍先生将此句的“南”字改为“北”或“西”,竟也成为对北平都市景观的绝佳描绘。应该说,北京的人文景观尚未取代自然景观。老舍说:“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生产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照老舍的话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
由于北京的乡村文化样态,使作家感到情感上的亲近,“在普遍的都市嫌恶中,把北京悄悄挑除在外”。老舍说:“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在众多作家心中,“家”的定义是由北京提供的。30年代的文人曾一再谈到北京“住家为宜”。所以,南方等地的文人也将北京视为自己的归属,甚至目为第二故乡。郁达夫在游历北京后曾说,一离开北京,就“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历,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浓,格外的切”。久居沪上的洋场摩登文人叶灵凤,也在上海的“十丈红尘”之中,“渴望一见那沉睡中的故都”。周作人对北京情有独钟,“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个年头了。其间曾经回绍兴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又到过济南一次,定县一次,保定两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则五六日,少或一天而已。因此北平于我确可以算是第二故乡,与我很有些情分”。定居北京的二十年间,周不过出去十数次而已,时间都不长,因为他对北平确有情分。周曾寻找自己喜欢北京的原因,即“……大约第一是气候好吧。……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至少总可以说是大方……”
虽然北京城一直是知识分子乐于表现的地方,但由于已是故都,到了30年代,北京已经相当破旧,有了“废都”意味。我们看看周作人的感受。他说:“从别一方面来说,也可以说这正是北平的落伍,没有统制……”按周所说,他喜欢北京,也因北京所谓的“大气”“没有统制”,隐含的仍然是北京的“废都”意味——只有被废,才会没有“统制”。这样的北京,不免有些落寞。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北京的感情中有许多不平之气。这当然是对国家政治的不满,但作为对具体的城市形态的表现,即使北京没有“统制”的散漫无序,即“废都”给予人们的不良情感,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北京性格的批判。钱歌川说:北京“可以把一切新的东西,于无可奈何之中使之归真返璞,化为旧的、古的。”相似的还有徐志摩在《〈死城〉——北京的一晚》,作品借主人公廉枫夜游,将北京指为“死城”,前门“像一个骷髅”“那外表的热闹正使人想起丧事人家的鼓吹”“北京就是这死定了”。沈从文则认为北京的闭塞停滞会妨碍文化的交流,难以持续性地成为文化中心,说“城既那么高,每个人家的墙壁照例又那么厚,知识能否流驻交换,能否出城,不免令人怀疑。”30年代,“文学中的北京”基本上已经是一种“边疆叙事”了。
至解放后,记述北京的散文逐渐减少。顾颉刚、沈从文、叶君健、钟敬文、吴祖光、张友鸾、张恨水等名家的作品多为奉命之作,且都发表在《旅行家》《旅游》《旅游天地》《北京日报》《文物》《北京文艺》等旅游报刊和官方报刊上,个人性色彩减弱,成为了一种国家性的集体表述。
* 作者系我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