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巷市井：民俗的北京
北京不仅是作为帝都的政治城市，还是市井百姓的生活居地。大量记述市民生活，特别是民俗类记述著作开始出现。
此类著作中，瞿兑之《北游录话》是重要的文献。文章署名铢庵，为瞿之名号。瞿出身书香，其父为晚清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由于瞿长期担任顾维钧总理的秘书长、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出入于馆阁，并参加了北洋时期的北京建设，熟于北京掌故。文章虽然在《宇宙风》1936年第19期上发表，但与《宇宙风》“北平专号”一般数百或上千字的文章相比，长达3万5千字，几乎是一本小册子的分量。不同于一般的掌故，虽则通俗，但接近于专业性的研究。该文将北京的居民构成分为五类：一是满清皇室、亲贵、旗丁、内监以及其他以宫廷而生活者。二是晚清民初在京为宦的士大夫，多世代簪缨，虽籍隶外省，虽失去宦位，但已成为地道北京人，是北京文化的中坚力量。三是民初以来依附军阀、在京置产纳福的各色人物，以辽、津、保三籍为最多。四是民初以来，围绕在学府、文化机关如北大、辅仁、清华、燕京诸校的师生，是最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力量。四种人的存在，使北平在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后，仍为中国第二大都市。第五种人数最多，便是农工商贾等普通市民，以老北京市民为主，也有若干从周边农村迁入的农民。由此来看，北京居民多为本籍，或因政治原因居留北京的北方籍，异质性不甚明显。在谈到近代北京“礼俗社会”性质时，作者举例说，北京之办警政，“其艰难有百倍于上海”。北京的居民，“同他们讲利害、讲法律、讲势力、讲道理，无一可通之路。且警察作用是他们向来所未尝习见习闻，警察禁令又无一不与他们的生活习惯相冲突”，但北京的社会安定又是上海等都市无法比拟的，原因乃在于北京警政“能运用旧法子”。比如“北平街上有人打架，巡警走过来，两面作和事佬，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和平了结”。瞿还有另一掌故著作为《故都闻见录》，初发表于《申报》第2卷第7号至12号，共34则，多记北京建筑、市场与风俗。除了其中12则被收入另一著作《杶庐所闻录》外，未有单行本。瞿氏还有《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北京广雅书社1925年）、《北平建置谈荟》《北平史表长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4年）等编著。
在对北京民俗的记录中，夏仁虎、于非庵和金受申的著作较著名。夏仁虎是近代著名学者和官僚，清举人，曾在刑部、邮传部、农工商部任职，曾任御史。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财政总长、国务院秘书长。其《旧京琐记》是记述北京的笔记类名著，记述同治、光绪朝以来到清末的北京民俗，所记大多为作者见闻，或者“多昔年朋谈宴罢，篝灯所录，时代不同，近甫次而成篇”，“其非见闻所及者，有昔贤之记录在，宁阙焉。若征引旧闻，不在此例。”全书分为十卷，分别为“习尚”“语言”“朝流”“宫闱”“仪制”“考试”“时变”“城厢”“市肆”“坊曲”。该书总体上属于民俗著作，虽也有“宫闱”“仪制”“考试”等篇，但涉及的是国家制度中的小细节，并非政治内容。按照作者的话说，就是：“是编所记，特刺取琐闻逸事，里巷俳谈，为茶余酒后遣闷之助，间及时政朝流，亦取其无关宏旨者。”夏文笔极佳，该书篇首有所撰四言骈文的引言，华丽之极。于非庵本是工笔花鸟画家。20年代以“闲人”署名，在《晨报》发表北京民俗的文章。1928年，由晨报出版部编为《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时称“都门三记”。“三记”大致记述了北京民俗的种种知识和金元以来北京人的休闲生活史料。比如，同是钓鱼，分为南北城两派，习俗也不一样：“在东南城者，用钩既小，竿多敷漆，善用红虫”，而西北城则要驾舟、饮酒，甚至烹鱼，见出内城之尊贵与南城的贫贱。周作人评价说：“于君在北京是以字画和印出名的，但是在我的意见上最为推重的乃是闲人的文章，因为这个我还比较是知道一点，对于书画实在是个外行。闲人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有他的一功，松脆隽永，没有人能及，说句俏皮话，颇有他家奕正之风，可以与《帝京景物略》的有些描写竞爽吧。”另一位民俗大家是金受申，从1935年开始，在《华北日报》撰写《北平历史上游赏地记略》与《北平剪影》。系列性专栏文章还有1937年的《故都杂缀》发表于《新兴报》，《北京通》（45篇）发表于《正报》，《新京旧语》发表于《全民报》，等等。金受申最著名的民俗著作是1938年初至40年代初为每周一册的《立言画刊》撰写的“北京通”专栏文章，陆续写了200多篇，并拟出版单行本，并附插图、照片等，后未实现。金的写作材料，并不来自于典籍书刊，而是由北京居住的经验而来，其所记述的北京生活，多为前人未言。叶祖孚曾谈到其中《攒儿》一篇，是迄今唯一关于“人市”的材料，记述元明以后的“人市”情况：劳动者常常手持瓦刀、锯子、斧头等工具，在茶馆喝茶等待雇主。这在《析津志》和《宸垣识略》等略有提及，在解放初的崇文门、前门外还可以见到。1989年金在《立言画报》上的“北京通”系列文字，被北京出版社整理为“四季时令”“婚丧礼俗”“吃喝忆旧”“消遣娱乐”“旧京百业”“下层剪影”等6个专题与37个题目，并以“老北京的生活”之名重新出版。
民俗类记述还有张次溪编辑的《北京史迹风土丛书》（1934年中华风土学会），李家瑞《编辑风俗类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等。自1929年至1937年，徐凌霄与徐一士在天津《国闻周报》合作开设“凌霄一士随笔”，大力涉及北京民俗。鉴于多数著作属于自刊本、手本、抄本，不一一列举。
对于民俗的记述还进入了学术研究，在民初得到了北大等学术机构的大力倡导，并在歌谣和北京妙峰山进香研究中取得巨大成果。1918年2月1日，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正式拉开征集民谣的活动，并成立了由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组成的北大歌谣征集处。1918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开辟“歌谣选”，截至1919年5月22日，刊载各地歌谣148首。此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的《少年》杂志也在1921年3月开始刊载民谣、歌谣、童话等。1920年北京《晨报》开办“歌谣”专栏。1920年12月，“歌谣征集处”扩展为“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北大创办《歌谣周刊》。不到两年，征集到全国各地歌谣1100首。至1925年，《歌谣周刊》并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由于民俗学的倡导，当时计划整理北京地区的民间语言文化，规划中有常惠编纂的《北京歇后语》《谚语选录》《北京歌谣》《北京谜语》等著作；还有胡适的论文《北京的平民文学》发表。此后，李萨雪如编纂的《北平歌谣集》《北平歌谣续集》分别于1928年、1930年在北平明社出版；张则之编译的《汉英对照北平歌谣》（1932年）；殷凯编著的《北京俚曲》（1927年太平洋书店）。毕树棠、李素等人在30年代的《宇宙风》《北平一顾》也发表《北京话里的歇后语》《北平的歌谣》等民俗文章。
妙峰山进香研究在当时很轰动。1925年4月，顾颉刚、容庚、孙伏园、容肇祖、庄严对妙峰山进行了五天考察，并分头撰写报告，在5月13、23、29日，6月的6日、17日、27日的6期《京报副刊》中，以“妙峰山进香专号”栏目陆续发表。顾颉刚在“专号”引言中，将民俗作为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不是按照传统士大夫的成见，将民俗视为野蛮。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气》，考证了妙峰山香会的历史、组织与神仙崇拜。孙伏园的文章为《朝山记琐》。顾颉刚还为奉宽著《妙峰山琐记》作序，呼吁保护妙峰山进香习俗。之后，《民俗》杂志曾辟“二闸与公主坟专号”。1933年和1937年，李家瑞出版《北平俗曲略》和《北平民俗类征》，搜集了自辽至清以来各类书刊的民俗资料，并分为岁时、职业、婚丧、饮食、语言、衣饰、宴乐、游乐、市肆、器用、祠祀、禁忌等13个类别，堪称北京民俗的百科全书。对北京民俗的研究，表明了知识分子对底层文化的重视，也是“五四”启蒙任务的一个方面。
旅游与指南类书籍，因其为中外人士游览北京所用，其背景是清末民初兴起的旅游活动，可视为特殊的新民俗类作品，在3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其中，国人所著指南类著作有4种。较早的是徐珂所著《实用北京指南》（商务印书馆1919年初版，1923年再版），对北京地理、历史、礼俗、交通、名胜、旅游等有详细的介绍。其中对实业机构介绍最多，达188页，仅对羊肉铺的介绍就有2页之多。同时，也涉及了在京的西方机构，如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银行、军营与报馆，但篇幅很少。此外还有金文华《北平旅游指南》（中华书局1933年）、齐家本《北京游览指南》（中华书局1939年）。在指南类著作中，最具声誉的是由马芷庠著、张恨水审定的《北京旅行指南》（1935年初版）。该书在出版之前，就有一千余处付费订购，以至不得不提前付印，第一次印刷万册在几个月内就售完，至1936年已出修订第三版。其畅销原因，按照张恨水的看法，即“愚旅居旧都凡十五年，久苦于无此类称意之书。”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不同于一般的北京旅行介绍，该书分为名胜古迹、食住游览、旅行交通、工商物产、文化艺术、公共团体与社会公益七个部分。对公共团体的介绍，既是北京城市社会性增强的表征，也是作者社会性意识的体现。为了方便旅行，连旅行日程、铁路时刻、航空价目，甚至还有西山、香山的轿驴价目都被列入。附有照片也是该书特点。作者摄影七百余幅，选用265幅，按照作者的话来说——“已为全国各导游刊物中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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