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量才时期《申报》舆论监督思想
早期国人自办报刊在借鉴外报办报经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念。他们在广泛宣传报纸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中国资产阶级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历经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发展，至清末民初已形成了一定的系统认识。史量才时期的《申报》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主持的商业大报，其舆论监督思想既有对维新派和革命派报刊监督理念的继承，也有因报业实践中利义兼顾的诉求而导致的差异。
(一)报刊舆论监督的作用认同
《申报》这一时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主持的大报，在舆论监督作用的认识上，与维新派、革命派关于报刊舆论监督作用的认识一致，均认为报刊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15年《申报》在“著述”专栏内，从3月27日至12月13日，共53次连载朱世溱编著的《欧西报业举要》一书。该书第八章指出，“报章者舆论之机关，舆论者民意之所趋向”，“报章果有舆论之母之价值”。1932年《申报》更是明确在其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中指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从“时评”内容的考察便可以看出，《申报》广泛监督政治、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评”都有代表报社发声。
（二）舆论监督的先决条件:言论出版自由
“强迫发表的意见不是舆论，言论自由是舆论发生的前提条件”。早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报刊时，维新派报人就已经认识到言论出版自由对于舆论监督的意义，梁启超曾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报人章太炎也在著名的“苏报案”中疾呼“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自由乃舆论监督之先决，《申报》在行使报刊舆论监督之责时，与早期资产阶级首要倡导言论自由的主张具有同一性。为了实现言论出版自由，史量才领导下的《申报》坚持“无偏无党”的宗旨，坚持独立办报的精神，不接受任何党派的津贴。史曾说，“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亦非报，国将非国”，而三格的核心就在于独立自由的精神。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路上，《申报》与袁世凯、蒋介石等专制政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14年，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申报》发表时评《自由平等与法律》，指出“权势之辈以蹂厢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1919年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申报》发表时评《北京之文字狱》对当局的行为严厉抨击。“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被查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此次学潮之汹涌，震动全国，而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为其原因之一。”在此次事件中，《申报》和其他报刊的呼吁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舆论，谴责北京政府的压制，要求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1931年12月间，包括《申报》在内的上海各报被国民党当局无故扣发。《申报》发表时评《言论自由之真义》予以抗争。在文章中，《申报》指出，“所谓言论出版自由，就法律之立场而观之，则有其绝对之神圣，为任何人与任何势力所不能侵犯”。所谓有害言论只是“此国家此社会必病根已深……必政府先己失人们之爱护也”。还借此警告政府，“举国民之思想言论行为而皆加以禁锢，则不仅在理论上不可，而在事实上也绝不能”。1930年为抗议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申报》曾九次开天窗予以抗争。
（三）舆论监督的内涵:监督政府、为民喉舌
中国资产阶级新闻舆论监督思想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梁启超曾明确提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孙中山也承认监督政府是舆论监督的内涵之一，“忠告政界,属监督行政范围,自是正当之舆论”。
对史量才时期《申报》时评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监督政府”依然是民族资产阶级舆论监督思想的基本内涵之一。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张勋攻占南京，任由士兵进城杀掠。《申报》发表陈景韩入《申报》以后的第一篇时评《呜呼政府之失败》，以尖锐犀利的风格指责政府的无能，“政府乎！政府乎！南京得而人心失矣，军队胜而名誉败矣……呜呼！政府之失败，岂国民之福哉？。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申报》又接连发表《帝之一字——北京英文日报之失言》、《复辟说之申令》、《国体》、《不谈政体》、《帝制之罪孽》、《有贺之帝政论》、《为帝制之说者》等一系列时评反对帝制。五四运动时期，《申报》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相继发表《解散大学之无识》、《图穷而匕首见》、《爱国之厄运》、《掩饰之手段》、《劝段徐曹》等时评谴责政府的暴行。
除了“监督政府”，史量才还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1922年《申报》元旦增刊，直言新闻事业是为了指导民意、宣传民意:“往日为政府附属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经济独立，指导民意之明星；往日为骚人墨客卖弄笔头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宣传民意，促进大同之使者；往日无聊敲诈之新闻记者，今后将为代表舆论之利器；往日为武人政客作家谱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发展工商实业之先声。”即使在20年代言论较保守时期，“时评”中也有不少替民做主的文章，如《今日之所谓战》、《百姓与政府》、《久战与利害》、《生计问题》。在《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改革中，其中之一就是增开读者通讯栏目，鼓励读者在报纸上对政治和自由进行民主讨论，发表意见，提出要求。“九一八”后，《申报》每日一则“时评”，分析时局，警醒民众。面对当局不抵抗主义，发表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指出“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针对国民党“剿匪”政策，在《“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三篇时评中，直言“剿匪”其实是“剿民”，“民之畏兵，有甚于匪”。
（四）舆论监督的实现路径：“史家办报”
关于资产阶级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实践路径，维新派报人梁启超曾提出“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和“八德”（忠告、向导、浸润、强耻、见大、主一、旁通、下逮）。革命派报人孙中山主张“舆论归一”、“毋激而过，毋党而偏”。
史量才作为这一时期《申报》的负责人，他的办报思想深刻地影响着《申报》舆论监督的实践路径。胡太春认为他的办报思想是“中国儒家史学工作者传统的民主意识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糅合”，章太炎将其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有学者将这种“史家办报”思想内涵概括为“对历史负责、独立办报、办报的目的在于致用”，也有认为“追求新闻自由与独立、监督政府、服务民众”是“史家办报”社会责任内容的重要体现。结合这一时期《申报》时评的考察，笔者认为，以“史家办报”理念指导舆论监督实践不仅要求真实的记载事实，而且要正确的评论事实，这是舆论监督实现的必然要求。正如史量才所言，“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使读者惩前必毖后，择益而相从”。
五四运动时期,《申报》不仅提供详实、迅速的新闻报道，而且在配发的时评中，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九一八”事变后，因为当局不抵抗,全国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当时社会对学生这些运动态度不一，国民党当局亦操纵报纸攻击学生运动。针对这种情况，《申报》及时发表时评《学生爱国运动平议》，不仅告诫民众“学生青年之奔走追呼，疾声呼愿，虽以事实之刺激与反应，而偶有逸出正规外之错误，而其情则可原，其行则可敬……吾人应予以绝对之同情，绝对之谅解”，而且告诉学生，“救国之道，在于有效之奋斗……在准备牺牲之前，应须估量其所得之代价”。对学生运动提供了正确的评论，而且持论公允，发挥了舆论监督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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