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本分析：黄仁宇的战争报道特征
1. 写作笔法：情节制胜，注重细节刻画
台湾著名出版发行人林载爵在黄仁宇《缅北之战》的序言中评论称：“尽管是纪实报导，但读者已经可以深刻感觉到黄仁宇的小说技巧，每篇文章都有情节、有鲜活人物、有高潮迭起的戏剧性发展、有作者的感怀与意念。透过这本书，我们一定会有同感：黄仁宇日后深具魅力的历史写作方式原来是其来有自。”
以情节制胜是黄仁宇战地通讯的一大特点。以《孟关之捷》为例，全篇以获取敌人的退却命令作故事的线索，分为三个部分：开头即交代我军某部队截获敌人的退却命令，得知敌人的第十八师团企图向孟关退却，于是制定了伏击计划；接着描绘我军设伏、等待敌人上钩以及步兵、机械化部队作战过程，并通过士兵间的对话插叙士兵周自成截获退却命令的过程；最后叙述战局结束后我军清点战利品，并从俘虏口中得知敌军残部将向西南退却，于是制定了新的伏击计划。以退却命令开始，以退却命令结束，情节跌宕起伏，并且前后呼应。这种情节的戏剧性其实在平日里的作战细节中随处可见，黄仁宇经常通过对战场上千钧一发时刻的细节刻画来展现战争的紧张与凶险。如《拉班追击战》中描写战斗最惨烈时的境况，“步兵勇士连续以手榴弹投入敌人掩体的火口内，但是被敌人在未爆发的瞬间拾着投掷回来”。
此外，为突出情节、增加悬念，黄仁宇的战地通讯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习惯在交代作战情况之前大量使用拟声词。例如，日本兵的三八式步枪是“卡——澎”，绿色信号弹从树顶上俯冲下来是“冬——司——”，敌弹弹道波是“屋务五务——”，炮弹落地后是“空统”……声音先于文字出场，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现场感和节奏感。其实这也得益于他善于运用短句，如《更河上游的序战》中“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初十日，都是短兵相接、前仆后继、血满沟渠、天惊地震的日子。”《拉班追击战》中“双方的火线由二十码而十码，推至五码，甚至接触，重叠，交错。”短句相接，增强气势，烘托紧张感。有时，为突出强调，一个短句会单独成段。在《孟关之捷》中，“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前后两次单独成段，来烘托等待伏击敌人的士兵的焦灼感。
与吕德润的缅北通讯相比，黄仁宇的缅北通讯数量要少很多，只有12篇，题材都是关于战斗历程，而吕德润则一半描写战斗历程，一半描写风土人情。但即使是单纯比较二者有关战斗历程的报道，黄仁宇的报道不管是在情节的戏剧性还是在典型细节的刻画上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吕德润由于身份所限，再加上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即使作为随军记者，很多时候也无法随部队行动，消息的获得通常需要由别人转述。例如他说《战车部队冲克瓦拉本》这篇通讯就是他“根据战车营营长赵振华上校的口述编写的”。
而黄仁宇职业军人的身份使得他能够深入前线参与战斗，可以在司令部里知道敌情和我军行动的概要；到各作战单位去时，行动比较“轻便”；他很容易和各单位的下级干部混熟，不大费力就可以知道战斗的实况、战场上至微细的点缀和战斗间至机妙的变化……他的战地通讯大都以亲自在战斗部队目睹为限，正如黄仁宇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战场上有很多生动的镜头，例如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巨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都是要亲所目睹，才知道景象的真切。”这也是黄仁宇通讯报道中有很多细节描写的重要原因。
2. 新闻主体：关注下层军官
从新闻主体看，中国下层军官是黄仁宇战争报道的主要关注对象。黄仁宇说：“我很羡慕很多美国记者的做法，这些美国同行不提及战略技术，自己和一线战士共同生活，所以他们的战地通讯，是士兵的行动，士兵的生活，士兵的思想。”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黄仁宇一开始就向国际标准看齐，将新闻焦点对准普通士兵，以他们为叙事视角来描写前线的战斗生活，以小见大。他也承认说自己“喜欢听士兵间的对谈”；并且“想在文字里注意营以下的动作，而极力避免涉及高级官长”；即使偶尔提及高级官长，也都是再三考虑过。
因此，在不多的这十几篇战地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鲜活的下层军官形象。拉班追击战战斗最惨烈的两日，双方相持不下，为扭转战局，“某无名勇士一时奋起，自顾与敌人同归于尽，以五指紧握着已经发烟的手榴弹伸进敌人的掩体内听候爆炸，终于将藏匿在内的四个敌人一一炸毙”；而在攻击北岸一处碉堡时，“张长友上士遍身束缚手榴弹冲入敌阵”；传令兵感慨自己的一名战友“昨天发的饼干都还舍不得吃，现在又打死了”；孟关之捷后，翻译官给青葱树下的日军俘虏每人一只香烟……
黄仁宇对下层军官鲜活形象的塑造首先得益于大量直接引语的使用。例如在《随车出击记》中，黄仁宇描写无线电车上一位四川士兵用暗语与某部通话：“———二少爷，二少爷，把你的拖鞋，拿过来，拿过来!”“豆腐店老板，豆腐店老板，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不吃奶了，不吃奶了!”暗语逗得一大堆人围着笑，连旁边的美国士兵也跟着笑，直接引语的使用再现了当时鲜活的现场，紧张作战之余不乏几分轻松幽默。其次得益于他对士兵生活细节的刻画。例如在《加迈孟拱战役》中，他写道：“军长于六月十八日到加迈，慰问各单位官兵时发现很多弟兄两月之内不曾脱过鞋袜，并且长久浸在泥浆水泽内，再脱下鞋袜时，脚上的皮肤附在袜子上整个地被撕下来。”又如，在《拉班追击战》中，他描写有些官兵“吃过早饭就将漱口杯紧紧地塞一杯饭准备不时充饥”，“有些弟兄皮鞋短了一双，一脚穿上皮鞋，一脚穿上胶鞋……”黄仁宇说他喜欢在报社的兼差工作，就是因为有许多琐碎小事无法写进正式的报告中，“前线军官从散兵坑出来时气定神闲，好整以暇地刷牙刮胡，即使是军事史家，也会错过这样的场景”。而正是这些“琐碎小事”使得缅北战场的官兵形象跃然纸上，既能看到他们艰苦作战的一面，又能看到他们气定神闲的一面。
在黄仁宇笔下，中国驻印军不再是一个整齐划一、毫无差异的群体像，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普通士兵构成的血肉丰满的有机整体。其实，在吕德润的通讯报道中，普通士兵也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黄仁宇更多描写的是战斗前线士兵们丰富的战斗、生活场景，而吕德润更多描写的是战斗后方比如战地医院里士兵和医护人员的生活场景，并且着重关注中国士兵与盟军之间的深厚友谊。例如，吕德润在《中美士兵的友谊》这篇通讯中说，“我不想多写双方的军事联系，只就一般士兵弟兄们而论，我可以说这是中美双方最成功的一页国民外交。”相较而言，黄仁宇对盟军的描写则不及吕德润多。
3. 倾向性：强调光明面
从倾向性来看，黄仁宇的这些战地报道立场鲜明，是典型的中国视角、民族立场。他首先是从职业军人其次才是新闻记者的角度来报道缅北的战事，爱国抗日的主线贯穿始终，为了凝聚意志力，以正面报道为主，着力强调中国军队的英勇无畏与战果累累，用黄仁宇自己的话来说，即“强调光明面”。
这首先表现在对素材的选择上。这12篇报道基本都是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战役。缅北战场上当然也有死亡、鲜血与磨难，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乐观、坚强与勇敢。伴着炮火声，士兵们嚼着冷饭与剩余的咸肉，与美国联络官开玩笑说他要升少校了；敌人来袭，宋秘书跑进士兵们的油布棚避难，上面的积水淋在他头上，他还不忘抱怨一句：“喂!你们谁在小便!”；干部们早上挤出牙膏悠闲地刷着牙齿，或者从背囊里拔出保安刀修面，“他们并没有把战斗当作了不得的工作，仅仅只是生活的另一面”……而对比日军的出场，则是“笨头笨脑”，是“肥硕的猎品一头头进入陷阱”；他们“痰盂形的军便帽上有一颗亮晶晶的金星”；日军俘虏对他们的官长一致痛恨，骂五十五联的联队长山崎四郎是一只木脑袋，骂四联队的联队长丸山房安作战时还带着一位美貌的慰安队长……仅从这些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用词，就可看出黄仁宇的态度与倾向性。
在黄仁宇笔下，我们看到的是战士们的安之若素和淡定自如，“士官对战争的风险轻描淡写，对他们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为意”。但黄仁宇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扎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阵亡了的驻印士兵只能简单埋葬，“雨季时大雨冲刷新挖的墓地，凄凉的光景让路人也觉得感伤”。
另外，当时盟军之间矛盾重重，中国为迁就英美放弃了军事指挥权，但这些黄仁宇并未在报道中提及，对盟军着墨不多，即使有也多以正面形象出现。他说：“无论如何，在我投到《大公报》的文章中，我必须强调光明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可以当面讲朋友的坏话。再说，描写我们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的文章会被退稿。毕竟，战事事关权谋。为了凝聚意志力，必须先从假象开始。”
在报道立场与感情倾向方面，吕德润的通讯与黄仁宇的并无多大区别，但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对于日本兵的态度稍有不同。黄仁宇虽然也经常用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形容日本兵，但多是从战略战术方面来表现日本兵的愚蠢，并未着力强调对日本兵的仇恨，而吕德润的报道则显露出了对日本兵的仇恨意识。例如，在《随B－25轰炸机轰炸》这篇通讯中，吕德润说他在回到地面后，“敌人仓库的火焰以及我内心复仇成功的愉快仍有声有色地激动着我”。在《战车部队冲克瓦拉本》中，吕德润描写被我军战车碾死的日本兵，“那晚，他们正在饱餐战饭，可是饭虽吃了，尚未作战，便被战车碾死了，有几个嘴里还含着米饭，这才是真正的‘最后的晚餐’呢。”这也许是因为吕德润在进入缅北战场之前曾长期生活在重庆，遭受了日本惨不忍睹的“重庆大轰炸”。从1938年至1943年，日本对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在重庆的这些惨痛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吕德润对日本兵的仇恨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