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国与英美盟军曾并肩作战，但如今这段历史已被人遗忘。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Ｒana Mitter)的著作《被遗忘的盟国：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1945》(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Ⅱ，1937－1945)在美国出版，是“第一本已出版的全面解读抗日战争的英文图书”。他的新书基于最新解禁档案，主要论述二战期间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及其贡献，其中专设一章论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缅甸战场是中国和太平洋两大抗日主战场的战略结合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印度岌岌可危，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同时，在中国方面，为了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当时也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缅甸的失守使得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驼峰”航线维持。1942年10月，蒋介石下令重整新一军，在印度蓝伽接受训练。一年之后，中国驻印军与盟军一起开始反攻缅北。中国军队因此不得不两线作战，一方面在缅北滇西发动攻势，另一方面在华中南抵御日本超过50万兵力的大举进攻。反攻缅北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举十万兵力的异国远征。正如米特教授所言：“中国远征军在中国领土以外为盟友而战，这其中的象征意义，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这说明，自“二战”时起，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在二战中丧生的中国人可能达到1500万，接近英美两国二战死亡总数的20倍。
1943年2月，黄仁宇和另外17名青年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蓝伽，随后他参与了反攻缅北的行动。后来以《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著作闻名于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还只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他在郑洞国将军手下担任上尉参谋，并且成为一名前线观察员，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十余篇文章，先后寄给《大公报》及其他报刊发表。
黄仁宇这些关于缅北的战地报道于1954年3月结集后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成为他的第一本著作。作为缅北之战的亲历者，作者以切身的感受记录下战争的实况，是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但可惜的是，后由于历史原因，此书在大陆遂为绝版。“缅北之战”这段尘封的历史不仅西方人知之甚少，甚至在中国大陆也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黄仁宇的《缅北之战》于2008年在大陆再度出版之时，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驻印军曾在缅北战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本文以黄仁宇关于缅北之战的12篇战地通讯报道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大公报》当年派至缅甸的随军记者吕德润的相关报道做对比分析，重点从文本的角度考察黄仁宇战地报道的书写特征，并兼以史学视角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分析文本成因、优势与不足，进而探讨黄仁宇战争报道的史学意义与价值。
一、文献回顾
正如开头拉纳·米特教授的著作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学界，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一直被低估、被遗忘。该书的出版在海外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对二战贡献的热潮，中国大陆随后于2014年7月出版了中文版。米特教授的著作在中国受到热捧是因为它恰到好处地顺应了中国的叙事日程：一方面通过对历史的隆重纪念来叙述自己的今非昔比，另一方面通过回顾历史上与盟国共同的战斗经历来证明中国自二战时起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
这一叙事的转向在中国学术界也有所反映。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或者说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战场，并且相关研究偏重对政府、党派以及上层人物抗战方面的研究，而缺乏对民众抗战的研究。厦门大学的范德伟曾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有第三个战场，即中缅印战场，这个战场是由中、美、英三国共同领导的，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他认为：将中缅印战场这一国际战场从国民党战场划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有利于增进对抗日战争的了解。但可惜的是，尽管中缅印战场近年来开始引起关注，但相关研究仍然非常缺乏。
从新闻史角度来看，学界对抗战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战地记者以及他们的战地通讯报道的研究，其中又以对萧乾、范长江这两位《大公报》名记者的研究最多，前者是二战中在欧洲战场的唯一中国记者、后者以报道中国长征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而闻名于世，他们分别反映的是欧洲战场以及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另外还有首报台儿庄大捷的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曹聚仁，报道的是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另外有几篇关于《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研究，他曾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报道日本投降仪式，展现的是太平洋战场。何梦颖曾全面深入地勾勒了《大公报》驻外记者群在抗战时期的话语实践与活动图景，指出：抗战时期《大公报》的驻外记者群是战时国际话语的争夺者、民族主义话语模式的践行者以及国家传媒软实力的建构者，他们是中国抗日宣传战中至关重要的一股力量，为巩固中国抗战话语权、协助军事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可惜的是，对于中国军队曾浴血奋战过的中缅印战场，却几乎没有人关注。
从这一角度来看，黄仁宇作为缅北战争亲历者撰写的战地通讯报道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能够唤醒人们记忆中已被遗忘的缅北战争，补正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且，黄仁宇的报道将镜头对准下层军官，展现的是普通士兵的抗战经历与体验，这也是学界一直以来所忽视的。事实上，《大公报》当时还派遣了一位随军记者吕德润报道缅北战争，2000年，吕德润出版了通讯集《远征缅北》，被列入“大公报百年华诞系列丛书”。但不管是黄仁宇还是吕德润的缅北战争报道，都未给予关注。
二是从宣传、社会动员、新闻统制、新闻职业意识等角度展开的对战时新闻学的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如何以新闻救国，二是如何应付战时新闻统制。前者表现为战时新闻学的大行其道，即认为新闻学不单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政治斗争的工具”。抗战时期，国内报界多以“言论界之兵卒”自居，自觉服从“抗日救亡”的主导话语模式。《大公报》当然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浙江大学的陈建新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梳理了《大公报》的抗战宣传，指出《大公报》向国际国内受众展开的抗战宣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宣传抗战的正义性、争取中立国的支持、巩固与盟国的关系以及论证日本胜利的不可能性。方汉奇先生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兰州大学的张小杰从社会动员角度研究了抗战时期《甘肃民国日报》是怎样从一张“新闻纸”演变成“战争总动员的一个单位”，指出它开展的历时数年的精神动员、物质动员和生产建设动员为抗战后方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对于战时新闻统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争夺，曹立新的著作《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从组织建构、检查程式、具体运作过程等方面详细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新闻统制策略，较为真切地还原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战时形态”。
另外，复旦大学的郭恩强从新闻职业共同体角度切入，探究了新记《大公报》的职业意识表现手段及其形式，在描述《大公报》相关故事的同时讲述了中国新闻界对自己职业和身份的认知和理解。他认为：《大公报》通过对时政事件“第一视角”的描述，将自身与“革命”“抗战”等更大的背景相系、与其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相绑定，在向外界和新闻同行展示职业历程与关键事件勾连或脱勾的同时，塑造自身的新闻职业权威者角色。抗战成为新闻界共享的“热点”事件，某种程度上也是新闻界重新树立和展示形象的良机；对于中国新闻共同体而言，也是“国难”中引起世界注意的“集体加冕礼”。
从这一角度看，黄仁宇讲述的缅北抗战故事作为《大公报》从“第一视角”讲述的抗战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微小而巧妙的视角来考察《大公报》是如何进行新闻救国以及如何进行审查的。并且，在以往对抗战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中，有关中国战时国际新闻传播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鉴于缅北战场是中美英三国共同参与的国际战场这一特殊性，有关此次战争的报道又暗含了中国新闻界争取战时国际话语权的努力，旨在巩固与盟国关系、争取中立国的支持等。当时的《大公报》也的确是其它国家了解中国政情民情的重要窗口，影响力远播海外，因而黄仁宇以及吕德润为《大公报》撰写的缅北战争报道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当时中国新闻界争取战时国际话语权的视角和窗口。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历史学、新闻学还是抗战史、新闻史角度，考察黄仁宇的缅北战争报道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比阅读黄仁宇与吕德润有关缅北的战争报道文本，重点从文本的角度考察黄仁宇战争报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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