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试论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特质

二

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审美价值观在中华美学中是核心的内容。中华美学精神的突出特点，还在于真善美的高度统一性。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里，“真”不仅表现为客观事物之真实，还表现在主体心灵的真诚无欺。因此，“诚”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与真直接相关的理念。诚又和善是密切结合的，所以，真善美的统一，形成了完整浑然的境界。这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中国人所禀持的审美价值观。真、善、美是人类不同的精神活动的范畴类型，它们之间不是等同的，却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西方美学中，有的主张美与真的统一，如布瓦洛在《诗简》中提出：“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的康德，则是以审美意识来统一真和善，认为自然界的秩序和道德领域的秩序有其同一性，此即审美意识，审美意识能体悟到自然界的必然性和道德自由之间超越性的统一。美不再受自然和道德的束缚。在海德格尔那里，美明显居于比真高的地位。在中国人的美学思想中，真善美是高度统一的。这在儒家美学观念中最为突出。孔子讲“里仁为美”，就是最为典型的表述。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善的最高表现形态，“尽善尽美”也是美善统一的著名命题。孔子又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其外显的完美统一。叶朗先生对此阐发道：“孔子认为，一个人缺少文饰(质胜文)，这个人就粗野了。一个人单有文饰而缺乏内在道德品质(文胜质)，这个人就虚浮了。只有文和质统一起来，才成为一个君子。文和质的统一，也就是美和善的统一。”颇为明确地道出了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涵。对于美和真的统一关系，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同时，真善美的统一，也在对真与美的关系中得到了体现。汉代思想家王充，斥“虚妄”而求“实诚”，首先是以真为美，同时也蕴含着善的价值取向在其中。如其指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背弃真实的弊病所在：“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而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王充主张“文以章善”，反对徒事笔墨华丽而无关善恶之实的文风，认为：“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于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王充对于真善美统一的思想在中国美学中是颇具代表性的。真的概念不仅在于客观事物的真实，更在于主体心灵的真诚无欺。“诚”在中国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包含着真和善两个方面的内涵。《中庸》里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也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认为，如欲使父母双亲愉悦，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诚”字，诚即真心诚意，只有诚才能使双亲感动。诚是真与善直接相通的关键。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以“诚”为作圣之根本：“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也。”“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周敦颐的话语中，诚是最大的善，也即“至善”。金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元好问在其诗论中提出“以诚为本”的命题：“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敦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在元好问看来，诗歌创作最大的弊病便在于“不诚”，倘若“不诚”，诗歌便失去了最基本的功能和感人力量，所以他又指出：“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多也。”元好问所倡导的“以诚为本”，指的就是诗人情感的真切感人。如果不能表现出诗人的真情实感，作品就不会产生审美价值；那些虚情假意之诗，在元好问看来，是令人作呕的。他在《论诗三十首》第六首以潘岳诗为例：“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潘岳是南北朝时著名诗人，然人品卑污，谄事当时权奸贾谧，有望尘而拜的丑行。他的《闲居赋》却俨然是一副清高超脱的形象。元好问把潘岳拿来当作“不诚”、“失真”的典型予以犀利的嘲讽。清初大思想家、诗论家王夫之，对诗歌创作最重即时所见之真，他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清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而可云所演何出乎?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王夫之的评诗标准不免有些苛刻，而其以真作为诗美的价值尺度，则是非常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