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E转而打压日本媒体工会组织
1945年末发生在《读卖新闻》的骚动，让工会组织获得对报纸编辑的实际控制权，报纸内容出现一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当时的马场恒吾社长对此强烈反感，遂于1946年6月发布公告，决定开除编辑局长铃木东民。此举再次引发巨大争论和骚动。在此前的骚动中，CIE坚定地站在工会组织一方，支持报社的民主化；而在此次骚动中，CIE则站在工会组织的对立面，转而支持马场社长，报社最终在10月解除了铃木东民的职务。
与《读卖新闻》类似，在《北海道新闻》和《西日本新闻》等影响力较大的地方报社内，工会组织的话语权一度得到提升。在《读卖新闻》试图开除铃木东民并引发第二次骚动和争议时，《北海道新闻》和《西日本新闻》报社内部都出现了声援《读卖新闻》工会组织的活动。但是，由于CIE的直接介入，这两家报社的工会组织也溃败而终。日本新闻通讯工会是日本各媒体员工加入的大型工会组织。1946年10月5日，该工会组织了声援《读卖新闻》工会的大罢工。不过，参加罢工的只有NHK、《西日本新闻》等15家媒体。最终，大罢工以失败告终。
打压日本媒体工会的主导者是CIE新上任的伊伯登处长。在《读卖新闻》第二次骚动后，伊伯登开始压制左翼媒体的活动。他主张媒体的编辑权应归媒体的资本和经营者所有，并努力将这种理念渗透至日本各大媒体。1946年7月，伊伯登提议的日本新闻协会宣告成立，CIE通过其实施对新闻界的控制。日本新闻协会制定了新闻伦理纲领，但未提及编辑权问题。伊伯登对新闻编辑权的见解，也正是麦克阿瑟的观点，日本报界甚至媒体界只能言听计从。这无疑是对《读卖新闻》第一次骚动成果的全盘否定，也是对GHQ（General Headquarters的缩写，系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方针的大逆转。
媒体的民主化改革有名无实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曾开展社长等主要领导的社内公开选举，不过仅进行了一次。1947年8月至1948年6月，日本共发布19次开除公职令，351名公职人员被革职，其中，现役公职人员75名，另有9名因申诉而被撤销革职处分。在被革职者中，多数革职原因是战争责任——麦克阿瑟并没有忘记占领日本的初衷，那就是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不过媒体的民主化到此宣告结束。不久之后，《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同盟通讯社原社长古野伊之助、《朝日新闻》原副社长绪方竹虎等甲级战犯嫌疑人纷纷摆脱战争责任，重归社会。同时，媒体的股权改革也陷入停滞状态。可以说，日本媒体界展开的战争责任清算活动，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媒体改革取得的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变得有名无实。
出版界的轨迹与报界相似。CIE对出版界的态度亦从支持民主化改革迅速转而反对。二战结束后，一些被解除职务的出版社领导相继恢复职务；《讲谈俱乐部》等一度被认为有战争责任的杂志也得以复刊。
同时，CIE对新兴报纸的扶植政策迅速降温，用新兴报纸制衡原有报纸的策略也发生改变。CIE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实施了订阅意向调查和订阅方针调整，在GHQ的指导下，读者可以自由选择订阅报纸，这个看似公允的政策，实际上加速了新兴报纸的读者流失和原有报纸的读者回归。在弱肉强食的市场原则下，新兴报纸脆弱的经营基础迅速瓦解，1947年末到1948年大部分新兴报纸或被原有报纸收购，或宣布破产。
二战结束后，GHQ针对日本媒体展开了严格的“事先审查”，日本各大媒体对此表现顺从，很多媒体在编辑过程中充分考虑审查因素，因审查而遭受处分的事件逐年减少。于是，GHQ将“事先审查”改为“事后审查”。此后，各大媒体依然谨小慎微，进行积极而机敏的自我审查。为了讨好GHQ，各大媒体对少数左翼阵营的新兴报纸穷追猛打，直至迫使其停刊；有的大报则干脆收购这些左翼报纸。
媒体社团成GHQ统治日本的工具
众所周知，麦克阿瑟巧妙地保留天皇制度方便了其对日本的统治。与此相同，GHQ也深刻意识到，通过媒体协会和社团，可以很好地实现对日本民众的统治。因此，GHQ对媒体社团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造，而是试图让它们生存下来，为其所用。这些团体的总部设在东京，GHQ的信息、命令和要求可由此渠道快捷地传达到日本全国。这样一来，这些团体以及各地支部就成为GHQ统治日本的工具。
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记者俱乐部。记者俱乐部汇集了一批影响力较大的记者，他们将GHQ的新闻报道传播到日本各地，渗透至各个阶层。记者俱乐部与GHQ的这种合作体系在1948年到1949年前后逐步成熟。起初，GHQ曾表示要改革记者俱乐部，但只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GHQ的这种态度早已被日本媒体看透：记者俱乐部已成为GHQ的重要资源和渠道。
由于没有追究相关团体的战争责任，于是各新闻团体只是修改名称，以适应新的国家体制，而实质的活动并未发生变化。例如，日本新闻公社改名为日本新闻联盟，最终定名日本新闻协会；日本出版会更名为日本出版协会。这些团体以前是日本政府的御用团体，而今改头换面变成GHQ的御用团体。尤其是出版界，小规模的出版社居多，盛衰变化剧烈，对GHQ来说，直接管控难度很大，而通过行业协会和团体，达到改造日本之目的，可谓最便捷之道。
信息传播的另一主体是受众。在这个时期，日本受众对媒体逃避战争责任相对宽容，更准确地说是不关心。读者对媒体战争责任的清算，只在二战结束后短暂爆发过。新兴报纸对读者的吸引力迅速减退，而原有报纸的影响却逐年增强。读者对媒体的态度“热得快，冷得也快”，媒体对此早有掌握，并进行了巧妙应对。
总之，日本媒体和GHQ双方对媒体战争责任的追究具有不彻底性和不明确性，而GHQ对日本的占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宣告结束。日本朝着GHQ主导的方向迈进。
（作者系我校广告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译者系我校广告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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