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政府与报纸分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GHQ（General Headquarters的缩写，系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实际以美军为中心开展活动）宣布占领日本。同年9月19日，GHQ发布《日本出版法》（Press Code），并于9月24日发布“政府与报纸分离”命令。由此，日本报纸从政府管制下独立出来，进行自由的新闻报道。而在二战时期，日本媒体受政府严格管制，如同盟通讯社即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其主要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战后，“政府与报纸分离”指令发布约一个月后，同盟通讯社宣告解散；二战时期主管舆论的情报局也于同年12月宣告解散。
GHQ占领日本后，特别重视媒体作用，并将其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具体通过两个层面实现：一是民间审查部（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CCD）开展的舆论审查活动，二是民间情报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Section，CIE）对日本媒体的领导。民间审查部主要依据GHQ颁布的《日本出版法》和《日本广播法》之规定（如“不准发布针对联合国的虚假或批判类报道”）开展活动；民间情报教育局将清除日本军国主义和推动民主化作为核心工作，其使命是对GHQ的信息传播和教育政策进行宣传和启蒙。
自此，日本媒体界民主化的大幕拉开。在各大媒体内部，很多人主张清算二战时期给政府和军部提供支持的报社资本家和经营者。日本三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内部甚至出现了不小的骚动。影响最大的骚动发生在《读卖新闻》，其社长正力松太郎起初拒绝辞职，并扬言辞退闹事分子，但最终于12月辞去社长职务并被迫承诺实行报社内部民主化。《朝日新闻》起初并未打算进行民主化改革，但受《读卖新闻》事件的影响，意识到仅通过一个社论（8月23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为其战争责任进行辩护的社论，并向读者道歉）来了结战争责任，显然已行不通了。《朝日新闻》内部要求村山长举社长辞职的呼声高涨，最终演化为报社干部被迫集体辞职。《每日新闻》的社长和主要干部在日本战败后集体辞职，可谓是未爆发骚动的“无血革命”。
出版界：分配股权瓦解财阀
出版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比报界晚了数月，于1946年1月进入高潮。二战时期，讲谈社出版的杂志种类多、发行量大，其用纸量曾一度占全日本杂志的半壁江山。在其发行的杂志中，尤以军队机关杂志和煽动军国主义的杂志居多，并在二战时期拥有巨大影响力。因此，讲谈社自然成为出版界首当其冲被清算的对象。
在日本，多数出版社的股份由创业者家族所有，家族专制主义经营方式占多数，加之多数出版社规模较小，员工人数较少，故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因此，出版界清算战争责任的主要表现在：出版社干部辞职、股份再分配、员工参与经营活动等。在报界的清算活动中，不同报社之间相互影响较深。而在出版界，各出版社的清算活动虽也相互影响，但并未形成出版界的整体声音，基本上是出版社内部爆发、内部形成决议、内部解决。当然，也有个别出版社的清算活动引起了全国关注，但毕竟是少数和例外。
实际上，出版界的民主化活动主要由日本出版协会等业界团体推动。在影响力方面，出版界的社团影响力远高于报界。其主要原因在于，二战期间及战后，日本出版协会牢牢掌握着杂志印刷纸张的配给权限。在印刷纸张缺乏时期，报界一般不通过业界团体而直接经由本报社克服用纸问题；与此不同，出版界的业界团体牢牢掌握纸张的分配权，即便是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也要看其脸色。最终，日本出版协会整顿委员会向讲谈社等七家出版社下发了民主化命令，并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以讲谈社为例。野间社长辞职的同时，其家族所持股份降至三成以下，大部分股份分配给一般职员。日本出版协会整顿委员会还下达包括“当前所有杂志均要停办”的命令。不过，对出版社来说，停办杂志等同于停业，所以讲谈社并未完全遵从，只停办了《现代》、《讲谈俱乐部》两本杂志。纵观讲谈社的民主化改革，其实质是瓦解出版界财阀。另外，影响力稍弱的主妇乃友社、家光协会等出版社的改革虽难以比肩讲谈社，但比报界改革要深入、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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