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闻媒介心理学路径
欧洲新闻传播心理学的第三条路径是新闻媒介心理学路径，即从事研究、描述、解释、预测与媒介相关的行为与体验的研究。这一类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初无声电影滥觞之际，最初的研究聚焦电影技术在意义过程中的介入与承接作用，如德国学者胡果·明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瑐瑢专门研究电影专场和结束镜头在观众的“理解”“通感”等层面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在此之后，在北美学界有关广播宣传、受众态度等一系列研究相继出现，其重点在于态度在新闻传播的各个阶段中的功用、特征与类型，从认知、情感与意向等心理维度，剖析传受双方对新闻产品、新闻实践、媒介组织、媒介系统等产生的总体态度，并对此进行评估、解读、问询、理解及建议，最终关注的是个体和群体态度的改变，旨在追求传播效果的最佳化。实际上，这类研究或将新闻传播当作一种宣传形式，本质是研究“媒介功能”，而非“媒介效果”，此两者的区别在于:“媒介功能”强调媒介特质及媒介属性，而“媒介效果”则强调预测性。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大量出现的关于电视媒介功能的研究中，媒介功能研究的思路被忠实地践行着，直至北美媒介环境学的出现。自此，以广泛吸纳社会心理学的学术成果为特点的宏观性、普遍性大众传媒传播效果研究，才开始进入全球传播学界的视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第二代媒介环境学派的学术观点进入研究流通领域，《娱乐致死》《童年的消逝》《消失的地域》等普及性学术著述，针对大众传媒在人类生活中的突出作用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引起欧洲媒介心理学研究者们极大的关注兴趣。
然而，德国媒介心理学奠基人皮特·温特霍夫－史普克(Peter Winterhoff-Spurk)对于媒介环境学派的见解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有关大众传媒入侵社会生活的悲观论调过于夸张。温特霍夫·史普克选用德国广播事业史作为切入点，以媒体的娱乐化倾向和互联网信息沟等问题为依据进行研究，他认为，仅仅从社会阶层与社会地位来衡量媒介的使用效果是不明智的;而互联网媒介研究中把个人的媒介使用情况作为衡量受众信息接受的程度也并不全面:所谓的“信息穷人”“信息富人”无法清晰定义信息社会中的等级概念。温特霍夫·史普克指出，不少经验研究已经证明，大众传媒中的知识、文化信息对其受众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教化效果。德国的媒介心理学因此主张，应从人们具体的媒介使用行为来研究传播的效果。这一领域的学者将具体研究分为媒介效果、媒介选择、信息接收、人际/人机交互等模块，解析媒介使用过程以及因媒介的使用而产生的操作、思考、感受等人类活动，以了解信息、观念以及文化意识形态进入人类认知的过程。这一研究路径的相关努力，恰是对社会表征理论中科学、知识以及文化的基耦(themata)命题的一种印证。
除了上述三大研究路径之外，欧洲新闻传播心理学界在对传播现象、传播活动和传播本质进行研究时，还对建立在美国数学家香农和韦弗传播数学模式基础之上的直线、单向的传播过程认知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不仅在于香农·韦弗线性传播模式有过于简单化认识的倾向，而且还在于传受双方从来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因此，欧洲特色的新闻传播心理学亦将传播作为一种技术形态，来对其现象进行探讨，近而分析得出包括传播主体、信道和编码、语境和环境以及交互与反馈等在内的制约传播的决定性因子，厘清了交织着心理变量、传播渠道、传播环境、符号特性、社会系统、文化编码与意识形态等多种社会元素之间的碰撞与共存，从而使得其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心理学的交叉层面上不断获得突破，甚至超越了这两门学科的边界。由此，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这种超越意味着新闻传播心理学未来的发展，有可能从其他学科中汲取更多有益的养分，而非单纯地停留在个体/群体态度变化的研究层面，对传播环境中技术变革、社会制度、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将得到更多的重视。
总而言之，欧洲新闻传播心理学最为关注的是新闻传播行为体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功能、地位和作用，如此学术旨趣隐含的新闻传播活动作为社会表征的这一本质认知及其现实逻辑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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