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昶、陈文沁：欧洲新闻传播心理学批评

当今时代，传播不仅早已超越本义而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而且还在全球层面关乎和平与战争的博弈。作为社会活动的新闻传播实践，除了人们认知外部世界的介质特性外，也是社会表征的某种形式。

然而，作为新闻传播主体之一的记者并不是记录事实的机器，新闻传播的客体也不是社会现实的镜像，新闻传播的受众更不是被动的“标靶”，行为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因素及其反馈与互动，自始至终影响着新闻传播实践的全过程，这实际上为新闻传播心理学研究及发展提供了学术空间。

在欧洲，尽管新闻学教育传统通常较少涉及心理学专业课程，但如今从业界到学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心理学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的重要性，不少记者学院也面向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参加继续教育的专业记者，开设了一系列心理学课程。然而，总体而言，欧洲的新闻传播心理学研究与教学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相关的课程设计也相对缺乏整合性，这种学术现状与各国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理念之差异不无关系。

在欧洲大陆学界视域中，新闻传播心理学是一门以新闻信息交互过程中的心理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与社会心理学、个体心理学有诸多交叉之处。19世纪末，欧洲社会学泰斗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一译涂尔干)，在其学术专著《自杀论》的第一篇第四章中，曾论及报纸对地区自杀率的影响，这是当时欧洲学界较早的、为数不多的分析大众传媒的群体心理效果影响的学术见解。杜尔凯姆所竭力阐述的“集体表征” (CollectiveＲepresentation) 概念对日后的社会心理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欧洲社会心理学奠基者和领军人物———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Serge Moscovici) 提出的社会表征理论 (SocialＲepresentation Theory)，正是在杜尔凯姆“集体表征”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和拓展。莫斯科维奇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欧洲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961年出版了专著《精神分析：意象与公众》，书中第二部分致力于传播分析，将视线聚焦于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在法国报刊领域中的对垒与论争。尽管当时莫斯科维奇仍是从宣传、传播效果、传播规则和意义等层面展开阐释，但是他已然发现，相比过去，大众传媒在推进意义、科学、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更加迅速地进入公众意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1976年，在其名作《精神分析:意象与公众》再版之际，莫斯科维奇首次系统而完整地提出了社会表征理论。在他看来，社会表征是独立于个体经验之外而持续存在的各种预想、形象和价值所组成的共享性知识体系。因此，若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考量新闻传播活动所具有的实践规范和话语模式，相关认知完全可能纳入社会表征理论的视域与范式。

正是因为与社会心理学这一学术渊源的关联性，欧洲新闻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大致呈现出三种可能性。

一、新闻心理学路径

新闻心理学路径以记者或记者的职业行为及其实践规范为研究对象(或也可视作对新闻传播行为主体的研究)。因循这一路径的学者往往采用实验测量、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以及统计等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挖掘新闻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心理因子。研究者们认为，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心理要素是在个体的自我、组织结构与社会环境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仅会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呈现及其风格造成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记者个体、组织内部和社会本身。

基于这一认知，这一路径可分为新闻信息生产过程中的普遍性心理机制研究和围绕新闻报道这一职业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等两种取向，既涵盖信息决定过程中的个体心理过程、特殊信息(诸如涉及种族、暴力、性别、新兴科学以及政治正确等具有一定敏感性的信息)的过滤机制、记者的信息感知等研究，也包括记者精神创伤研究和压力研究以及记者个体心理学研究等。

此外，随着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播主体日趋多元化，因此，欧洲学界也开始从新闻传播心理的视角，关注和研究非政府组织(NGO)/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及亚文化群体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新闻传播的现象，如激进组织网络新闻编辑部的媒介使用研究等。

上述这些研究共同组建了新闻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心理图景，而该过程极端的复杂性，使得研究必须以一种高度概括的描述或归因方式，来对变量进行尽可能精确、客观的分析，从而解构新闻信息传播决策的心理过程。心理学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自然科学的学理性倾向于通过实证归纳出复杂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新闻传播心理学研究采用实验测量、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或有助于探寻新闻传播现象背后的原理和法则。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领域对于效果的研究及其演进，每每质疑传播受众的心理和行为预判的可能性，突出传播过程中受者的“个人化”，强调其“异质性”，研究多以“传播影响受众”为预设前提。例如，美国学者李普曼早先提出的“影响新闻的因素”(news factors)，其初衷是解读“对新闻价值的职业评判特质”，但这些因素同时也被认为有可能影响受众的信息接收。与此同时，从组织传播层面、公共关系层面对记者新闻生产决策过程的研究也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关研究在全面概括影响这一过程的所有变量及其之间的深层联系的认知方面，却始终没有突破。

欧洲的新闻心理学研究则是以挖掘新闻传播规律为向度展开，换言之，欧洲学者并不满足于仅仅罗列出繁杂的变量，而更强调找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们倾向于更为开放地看待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普遍性心理现象或行为方式，试图揭示“琐碎的人性”背后隐藏的规律。欧洲新闻传播心理学者认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各个行为主体的心理过程，每时每刻都在与各式现实规则、框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等元素相互作用，这些元素的具体呈现十分多元：从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体之生理规律，到记者学院的教育模式、新闻编辑部的行为规范，从记者的行业准则到各国制定的信息法，再到从事新闻传播的个人和组织，以及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中的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新闻传播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所必然存在的生理性、认知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等特质都暗含其中。二战以来在世界范畴内逐渐展开的去殖民化进程，以及之后日益显著的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等一系列进程中，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等系统均发生巨变，上述特质也随之不断调整。实际上，相关巨变本身就是社会表征在形成过程里的一种状态，新闻传播主体对此而产生的种种心理层面的反应则或可视为一种敏锐的感应。这些感应既是适应巨变过程的必然经验，同时也有某种反作用力，即通过意义的分享来建构共享的意义，从而使得新闻传播主体持续地、积极地促成社会表征的形成。

二、新闻传播话语心理学研究

意义的分享基于符号的互动。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符号互动的过程与结果是通过各种形态的新闻文本来呈现的。这些特点集中反映出根据不同的学术话语对新闻文本进行结构性的心理学分析，凸显了欧洲新闻传播心理学的第二种研究可能性———新闻传播话语心理学路径。这类研究通过解构新闻信息文本，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相关话题在新闻报道中的认知、呈现进行分析。例如，以新闻报道取向为中心议题的“建设性报道理念” (Constructive Journalism)，这一理念在将“媒介的议程设置”和“新闻对文化的影响”作为重要理论框架的同时，还将“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来研究传者的主观意愿和受者对不同新闻报道风格的接受程度瑏瑢。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人人都有一种保持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心态的需要，这种正能量的需要或许正是防止和避免生存环境带给人类伤害与压力的法宝。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的倡导者们认为，西方媒体习以为常的负面报道和批判特色，可能会导致受众的进一步流失；传统媒体要继续生存，必须摒弃唯“坏消息才是新闻”的报道传统，改进新闻报道基点，平衡正面报道的比例，即使是负面报道、揭露性报道，也应出于积极的、善意的伦理价值取向，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并努力通过新闻传播话语，为社会缺陷、冲突事件、灾难事件等提供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

在此研究路径中，另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取向是“和平主义新闻报道理念”(Peace Journalism)。这一理念以战争、冲突、对抗事件中的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最初由奥地利记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Alfred Hermann Fried)提出，后由挪威学者约翰·盖尔通(Johan Galtung)在上个世纪70年代正式引入战争报道研究领域。在具体研究中，奥地利学者威廉·肯普夫(William Kempf)从冲突时期新闻传播的结构性因素(如传播者的地位、传播时间、新闻选择的标准与过程、编辑的期望、新闻审查与自我审查、传播渠道、文本形式等)和环境因素(如媒体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勾连与嫌隙，世界强势媒体的观望、介入抑或中立之态度以及传播者的历史、文化、地缘因素等)出发瑥瑏，解析了战争或对抗中社会认知对于冲突事件的颠覆作用，重构了观念运用的力量，表达了希冀借助新闻传播过程，以和平方式平息暴力的愿望。

不同于聚焦战时宣传的北美传播学研究传统，和平主义新闻报道理念是把意义制造(即社会对冲突事件的协商过程及其结果)、认知失真(由于记者往往受到组织压力、社会压力和个体层面的认知局限，有可能会忽略冲突的起因而难以作出前瞻性的判断)、侵略(侵略的动机、目的、行为方式和最终结果)和冲突升级作为其理论探究的基本要素。和平主义新闻报道理念将冲突升级视为一个阶段性的互动过程而非导向暴力的前奏，认为如何在不损害权力的前提下避免暴力才是问题的核心，并由此解构冲突中的战争话语模式(既包括对己方行为的正义化、合法化，也包括对“侵略者”及其目的的定义)，从而完成对冲突方内部决策的博弈(即合作的倾向性与信任危机升级之间的矛盾)和记者的两难困境(记者若介入冲突当中，则必须长时间与各方周旋，无法抽身)等的深刻剖析。这一新闻报道理念的终极目标是控制战争认知的方向，甚至改变战争的社会表征，建构战争与社会中的和平意向，最终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冲突或降低风险。从学术演进过程来看，这一研究路径反映了欧洲新闻传播心理学研究在不同时期对新闻媒体角色的阐述之变化。

事实上，“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与“和平主义新闻报道理念”二者共享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新闻的情感依属”(Journalism of Attachment)。这一概念最早是前英国广播公司战地记者马丁·贝尔(MartinBell)在1997年提出的。贝尔认为，传统的战地新闻既“漫不经心”(disengaged)又“缺乏情感”(dispassionate)，这种报道方式会让受众失去应有的同情心;因此，他提倡一种兼有“知情”与“关怀”(that cares as well as knows)的新闻报道理念，即记者不应中立地站在“好坏、正邪或对错”之间，而应担负其历史责任。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新闻报道理念往往名存实亡。不少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波黑战争与科索沃冲突期间，西方媒体无一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支持北约介入冲突。鉴于“新闻的情感依属”中强烈的主观性，以及“普适性的道德观念”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存在的对立、冲突，一些欧洲学者因而持有异议，认为“新闻的情感依属”倾向于把复杂的冲突，简化为“如童话故事中的黑暗势力与无辜者之间的较量”，违背了新闻客观、公正与中立的原则瑐瑠，甚至还有学者质疑“新闻的情感依属”的学理性，认为其“并不属于新闻学范畴”。

但是，由于在当下全球传播环境中，欧洲传统媒体自身所面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建设性报道理念”的倡导者和研究者将“新闻的情感依属”用作改变新闻文风的论据，或有助于传统媒体重新赢得受众的青睐。

目前，有相关研究取向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北欧国家，如丹麦新闻传播业界亦受之影响，并已初现气象。不过，这一研究路径在学界的“泛欧洲化历程”中尚未得到广泛普及。这种情形与欧洲国家媒体系统的多元化和异质性直接相关，可以视作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注脚。个中，欧洲学者在构建社会共识与科学共同体方面的谨慎态度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