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政治传播，一种思辨式解读

二、 持有立场的思辨

《政》书的学术自觉不仅体现为方法论的自觉，而且更多地折射于价值观的觉悟上。从理论上讲，概念的思辨过程有其自主性和自为性的一面，或者说，自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早已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客观辩证法思想所揭示和表达出来。客观辩证法所表达的就是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提示的，这个世界对于每一个个人之所以有价值和意义，是因为人对这个世界取一种价值立场或态度即对世界表态：“任何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同义——引者注）的先验前提，不是指我们认为某种或任何一种一般的‘文化’有价值，而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 人类社会之所以具有或显示文化意义，乃在于社会科学工作者与之发生了一定的价值关联（Wertbeziebung，实际上是价值判断）。价值关联及其所生的文化意义是作为“（客观）实在”的人类社会进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而成为社会华体会娱乐体育首页 对象的先决条件。社会学者面对人类社会必然会基于个人的兴趣、阶级利益乃至纯粹理想而对之抱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并依据此种价值而与之发生认知联系。况且，若是没有这种价值观念（取向），社会华体会娱乐体育首页 的选择和确立就失去了指导原则，关于人类社会也就失去了有意义的知识。基于此，对作为客观的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文化科学”）而言，价值分析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经验分析或因果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即便由韦伯本人提出、迄今在社会科学领域依然广为接受的科学标准、规范即客观性原则——价值无涉（Wertfreiheit）或价值中立（value-free）要求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包括观察、分析、解释、说明和描述）过程中剔除出去，严格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或评判）之间的界线。这种保持价值中立、追求“客观有效真理”的学术规范实际上也没有且不可能否认投身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先行地有所价值介入，如以什么样的原则来选择社会科学的研究题目和确定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显然，面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价值观的先行介入和预先与之发生价值关涉，同社会华体会娱乐体育首页 的科学性、客观性原则即研究过程中对社会经验事实的科学认识是不相矛盾的。

《政》书中所展开的概念的辩证思辨过程鲜明地表达出一种独特的学术立场和知识价值观，从而彰显其学术主体性（自主性）。这种学术（知识）的价值取向（指向）或偏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科立场。在知识渗透、交叉和融合趋势不断加强，政治学和传播学的“泛化”现象日益凸显的学术生态环境下，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本何在？它何以免于陷入自我迷失的境地？其学科地位的相对独立性即学科品质和资格何以体现？如果政治传播“学”缺乏某种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和一套“独我”、“本己”的概念、范畴体系，那么它就只能作为一个“知识版图”勘界不清的政治学或传播学的分支研究论域而存在，而形不成“学”的形态。基于对政治与传播之间关系的体用性理解——政治为体（本体、实体、实质、内容）、传播为用（功用、过程、外显、形式），《政》书的概念思辨在追求学科“视界融合”的前提下倾向于政治学本位和导向，着力于政治学概念的阐释，诸如对国家、政党、政治领袖和政治精英，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政治组织和政治话语，政治精英和群氓，臣民、市民和公民及政治公共性和政治合法性等辩证关系的思考辨析，从而一定程度地纠正了以媒介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传播学本位论的学科“偏狭”。不过，可惜的是，《政》书中这种旨在以政治学为本的学科立场贯彻得还不够彻底，其主体叙事框架依然沿袭的是传播学的所谓“5W”分析模式（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中介、传播客体、传播效应等五大传播要素或环节），而没有在概念范畴的叙事逻辑上把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凸显出来。当然，至关紧要的是，无论是以政治学还是以传播学为本，政治传播“学”之所以为独立之“学”的最核心（core）概念（要素）到底是什么，是“政治操弄”还是政治宣传？是政治沟通还是政治营销？其间是否存在中西之别，这依然是一个有待敞开和深入思辨、辩证的论域。

其二是民族国家立场即本土化立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不同于以政治竞选为中心、以竞争性政治合法化为旨归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后者对前者没有可复制的价值。因此，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空场域，通过拓展知识存量系统促进政治传播学术坐标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为此，要增强政治传播学术研究的（中国）语境意识，在不断扩展国际学术视野的同时始终从中国视角下保持知识生产和思想发明的中国主体性学术立场，从而防止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陷入西方政治传播“普世”知识话语的殖民化困境。构建适应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所处的特定国情与时代环境，与其发展水平相匹配，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概念、理论、学科体系即知识话语体系，因此而成为《政》书的终极旨趣所在。“中国立场”贯穿于《政》书中所展开的概念的整个辩证思辨过程。尤其是，在论述政治传播主体时，《政》书没有套用学界盛行的所谓“多元主体”互动、“三大政治话语传播系统（政府、精英、平民）”博弈的说法，而是基于中国“社会国家化”或“国家-社会一体化”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党政不分”（即政治与行政不分）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提出中国社会中政治传播主体是基于（政党、政府、国家）“三位一体”的“一元化主体”。而在论述政治传播形态时，《政》书对政治宣传、政治沟通和政治营销等概念内涵的解读始终观照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传播实践，从而使这三个概念具有了“本土知识”的特性。

知识系谱学和知识社会学都告诉我们，人类知识的生产和积累是一个漫长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过程。就社会科学知识的现有存量而言，西方世界绝对是“主体”（既是主要载体，又是主导行为体）。对于概念思维本来就不发达的东方世界典型如中国（至少从黑格尔的意义上看），如何发展概念思维进行思辨运作，并辅之以实证操作，从而促进知识的生产和积累，以避免“生活在别处”（活在“他者”的话语系统内）的“异在”生存窘态，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们共同的学术使命。作为社会语境感和意识形态性极强的社会科学知识，政治传播知识必须要也必然会成为本土知识。在“理论”（西方理论或全球知识）与“经验”（中国经验或本土实践）中西二元思维框架之内从事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以切入现实且持有立场的哲学思辨法解读政治传播的《政》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