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在给赵家璧的书信中，将作家求书比喻为绿林强盗不惜钱财购买“盒子炮”。这背后，既是一位“过来人”的成长心得，也有对文艺界尤其是青年的期望与勉励。事实上，我们了解鲁迅驳杂而丰富的藏书，不难体味作为“战士”的鲁迅视书籍如“枪炮”的特别情感。这种情感当然不独鲁迅，我们从与他同时代的郁达夫、巴金以及后来的孙犁、张天翼、唐弢、胡风等人那里都不难发现。今天，这些林林总总，古今中外的藏书，是作家们留给世人的珍贵的遗产和精神财富，也成为今天的我们走进中国现代文学世界的一条独特的路径。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文化机构和个人开始对所收藏的作家赠书进行初步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藏书书目版本整理，如《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三册（北京鲁迅博物馆）《唐弢藏书目录》（中国现代文学馆）、《何其芳古籍藏书目录》（华体会娱乐场 ）、《西谛书目》三册（北京图书馆）；藏书中的批语整理，如李俊对郑振铎藏书题跋的研究，祝而顺对鲁迅藏书的研究；藏书聚散的考证，如马嘶的《学人藏书聚散录》、冯佳的《何其芳藏书考》等。总体上，关于现代作家的藏书研究还处在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史料整理与考证的基础阶段，对于作家藏书的主体研究尚未进入视野。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对于作家藏书与其创作和学术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但规模尚小，也未成系统。这说明中国现代作家藏书群体作为现代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亟待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事实上，藏书既可以作为作家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作为作家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源，其中不仅包含了作家个体的人格构成、知识系统、思想形态、创作来源，也隐藏着作家的文化交往等重要信息，如此，以学术的视角重新挖掘这份资料，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补充。
以鲁迅弟子胡风与唐弢为例，二者皆以鲁迅精神传人自居，但各自演绎的人生与文学风景至今还留有不少“谜团”。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探讨鲁迅遗产的继承问题，专门对鲁迅弟子的知识结构、文化取向和审美趣味方面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今天，考察作家丰富的私人藏书，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洞悉中国现代文坛的两位历史人物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口，也成为我们从外围进入鲁迅的一种方式。
比方，在胡风的藏书中，尽管关于鲁迅的作品并不算特别丰富全面，然而这有限的藏书也隐约告诉我们胡风对鲁迅的杂文和译作关注较多，这也印证了胡风艺术精神与鲁迅的内在渊源。《胡风论鲁迅》这本书也提醒我们，作为理论家的胡风实际上已经将鲁迅精神内化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体系。此外，就胡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鲁迅藏书来看，基本上都是解放前的版本，他后来在牢狱之中曾表示对解放后的《鲁迅书简》的“改写”颇为震惊与不解，而表示“想读一读解放前出的这一本” 。这表明他对鲁迅著作是何等熟悉，也暗示他对解放后围绕鲁迅的种种“删改”内心的警觉与不满。
我们知道胡风对于鲁迅精神的“忠实”，但只有从藏书中，我们方能真切感受到鲁迅关于传统的言论与态度对于胡风的文化观的形成和影响到底有多大。胡风藏书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中国传统书籍特别少而外国文学与理论书籍颇丰。这一点与对古籍收藏颇丰的唐弢形成鲜明对比。在异域文化的择取路径上，从胡风的艺术视野来看，显然也是深受鲁迅影响的。他的藏书中，最多的就是新文学作品期刊和外国革命文艺理论，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胡风关于自己的思想源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与“国际革命文艺传统”的说法。胡风的藏书阅读，给予了其丰厚的感性积淀和文论素材，即便是在战火纷飞或东西辗转奔波期间，胡风抓紧时间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我们看他的藏书，再反观其文艺批评，卢卡契、厨川白村、托尔斯泰、高尔基、罗曼•罗兰对他的思想的潜移默化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我们考察胡风藏书,发现在他独特的文学成就背后是鲁迅的精神滋养和对于外国文学广泛吸收。
在胡风、唐弢藏书中还可看出鲁迅对弟子的关系。在胡风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是鲁迅专门赠送给胡风夫妇的“纪念品”。如：1934年3月由鲁迅编辑的上海三闲书屋出版的苏联版画集《引玉集》的初版本以及鲁迅编辑的《海上述林》。在胡风的藏品里，还存有一张《母与子》的画页，这是鲁迅当年特意赠给初为人母的梅志的，足见鲁迅对胡风的特别的关爱。与胡风相比，唐弢的鲁迅藏书则更为全面系统，这大概与他后期尝试写《鲁迅传》也有一定关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弢还藏有相当规模的关于鲁迅的美术论著和鲁迅与美术相关的研究专著，粗略估计有两百余种近千余册。这一方面暗示了鲁迅对唐弢的影响所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二者在艺术旨趣和天分上的某种相通。
作为鲁迅精神传人和鲁迅世界的重要阐释者的唐弢，为何后来选择了一条背离自己早年风格和鲁迅真实一面的道路？在其藏书中，我们隐约看到了这种“背离”背后深层的因由。打开唐弢的私人藏书，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发现：唐弢对周作人和京派作家的关注与神往或许要超过鲁迅。在唐弢藏书中，搜集了关于周作人各个时期的作品（含译著）约100种160余册。不仅如此，在唐弢文库中，关于林语堂的作品也为数不少，粗略的统计约有38种246册，如1935年1月宇宙风社出版的林语堂等著《宇宙风》，《西洋文学》、《有不为斋文集》等，其中仅《宇宙风》就有一百多册。
传统的选择与浸润，不仅形成了唐弢“精致”的审美趣味和晚年的“游戏笔墨”，对他的精神人格包括“处世哲学”的形成也有着潜在的影响。与他所批判的“周作人”和“林语堂”一样，人格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纠缠于他一生是客观的存在：一方面，是“心仪斗士，时涉遗著”；一面是在新的政治空间里积极绘制“新脸谱”。他的人格的双重性与多面性与其说是个性气质，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影响，而这其中，对中国传统政治历史的穿行与洞悉，以及由此获得的“清醒”与“穿透”，我们从他的私人藏书中都能隐约感受一二。
我们看唐弢藏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历史书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书数量相当之可观。其中既有正史，也有更多的野史，如《清秘史》、《清宫二年记》、《清稗类钞》、《二十五史》、《南明野史》、《清季野史》、《清代文字狱档》等等，对鲁迅知识结构的了解和对历史迷雾的穿透，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者命运的领悟，使他比那个时代的文人显出了更多的透彻与清醒。我们看他的文章，他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处世之道，背后都隐含着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洞悉。这在同样作为鲁迅弟子的胡风那里，恰恰是另一种面貌与命运。在胡风的藏书中最大的体现出了他对外国文艺和理论的“狂热”与“迷恋”，在他的为数不少的藏书中，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是不多见的（除部分中外文艺史和法国革命史、世界革命史著外）。他一生专注于文艺，献身于革命，却少了几分对历史的洞察与对现实的清醒。这或许也是他在已经变化的时代里依然没能察觉自己实际所处之地的原因之一，他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够，在于对时代、对自身的了解不够。
今天，面对复杂的文学人物与历史谜团，有时候，我们从作家的私人藏书和知识构成中，或能觅得些许逻辑的起点，然而要全面把握，所需发掘的资料和关涉的面依然很多，也还须更多的努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藏书文化研究”成果，刊载于4月2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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