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好城市地理，又兼研究城市文学。2011年的时候，中国地图出版社与我商谈，说是否能做成一部以近现代文学对北京城市的叙述为对象，以北京城市地理为脉络的随笔式文化著作。既能作为随笔散文来看，也能作为文学旅游的导读。所以，我就主编了文化著作《北京文学地图》。这之后，出版社又力劝我再主编一本《上海文学地图》，也于2012年出版。两本书出版后，虽然出版社好友一再邀约编写其他城市的文学地图，但我因工作岗位的变动，逐渐懒惰。大约五年前，一些朋友觉得，以中国之大，以文学叙述城市的作品极多，还有若干个文学城市的地图需要去发现。于是，对于南京、苏州、杭州、成都的“文学地图”编写又开始了。陆陆续续，《成都文学地图》和《南京文学地图》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苏、杭的两本书也即将出版。
这四本书，考虑到篇制方面的统一性，只有我写的一个总序，每本书并无后记。但是，对于南京一书的编写，因为我们家曾在南京居住，这种久远而模糊的记忆又被召唤出来了。所以，在编著阶段，就百感交集。在《南京文学地图》出版之时，虽然不能将这种感念写进后记，但还是有触而发，就当是一篇短文，单独写下来，纪念一下。
说道我们家与南京的关联，其实，说的就是我的父母。
父亲是河北省张家口人，就当年而言，其实是察哈尔省人。现在的河北省境，在民国时期，还包括了当时的察哈尔省、热河省、绥远省若干地方。察哈尔省，常被简称为“察省”，即所谓“晋察冀边区”的“察”。其名，因蒙人之一部而来，多蒙人。老实说，现在隶属于北京的延庆区，在民国时期，亦隶属察省。
我家先祖原居山西大同一带，清末迁居察哈尔，纳地置产，遂成乡绅。这是清代山西人“走东口”常见的路线。因为这种情况，张家口话大体属于晋方言，我父亲也说一口混合性的山西话（严格的说，北京的延庆也属于晋方言区）。祖父是察省爱国士绅，宽厚而豪侠，喜交游且广人缘。在日本军队攻占察省，曾有维持地方之举。有晋察冀抗日部队路经，则常常杀猪宰羊，置酒备盏，招待义军；还为边区部队筹措物资，一时颇得声誉。我父亲出生在察省的赤城县，后来迁往省垣，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为了表示和旧家族决裂，连姓也改了。之后，到石家庄考入华北军政大学，未毕业即参军，并在1949年随军到了南京。
1951年，在原华北、华东军政大学的基础上，赫赫有名的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大约因为在华北军政大学读过书的原因，父亲就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在训练部做参谋。
母亲是南方人，与河北省完全不搭。母亲一系，大概在湖北省的荆州地区，人口众多。自外曾祖父以下，估计约有百余口。在汉阳、武昌、洪湖、嘉鱼、沔阳、沙洋、汉川、天门一带，亲眷极多。我小时候，最怕去湖北见亲戚。因为姨妈、舅、姨夫、婶娘等等，实在太多了，根本认不全，经常叫错人。若说是血亲、姻亲的平辈，那就更多了。因为怕叫错，见面只能哼哼几声，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母亲少时在沔阳读过师范，算是小知。我后来翻看母亲的老照片，有她与师范同学的合影，一众男生，只有她一个女孩儿。这种情形，今天是很难想见的。湖北刚刚解放的时候，师范毕业的母亲就参了军。几转几折，也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在队列部做文秘工作，部长是吴华夺少将。
两个青年男女，都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于是相识、恋爱、结婚、生子。这样一来，我们家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开始了。
由于刚刚解放，新中国百业待兴。南京军事学院并没有新建校园，而是使用了黄浦路上原国民党时期的国防部和陆军军官学校的院落，毗邻紫金山麓。这一处院落，往早了说，是清末的陆军学校。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开设陆军军官学校，便征用了满清时期的老三层大楼（俗称“一字楼”）作为办公楼。同时，又拆了一些老旧房子，兴建了大礼堂、憩庐等建筑。其中，大礼堂甚为有名，1928年设计建成，采用法国古典主义样式，坡顶，金属瓦。正柱廊立面门廊广大，有八根柱子，两柱一组，柱头为爱奥尼亚柱式，形成柱廊。后有三个拱门，拱券非常漂亮。之上还有钟楼。大礼堂有一段最为光辉的历史，侵华日军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的典礼即在此举行。在大礼堂布置成的受降大厅，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递交投降书。至于憩庐，其实就是蒋介石的公馆。因为他兼过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也算是校长官邸吧。
父亲是来自塞上省份的北方人，生性拘讷，又兼军人本色，一点也不文艺。对于南京的南国风情，以及他天天上班要去的老洋房，好像没什么感觉。只是听他说过见到木地板、水门汀时的新鲜，说的无趣，我们听着尬尬的，也不多问。当然，据说也有风光的时候。刚到南京，骑着马在南京的街巷执勤，遇着南京的男女青年，常被簇拥，有时还有人献花。
与父亲不同，作为南方人，母亲在南京就惬意多了。翻看她过去的老照片，一册册，多是她与同事们周末在南京各处游玩的记录。所谓“同事”，就是军事学院的女职工，其实也就是一帮子20多岁的女孩儿，大多是南方人。既未脱这个年龄的稚气，又兼有读过书的小文资范儿，喜欢南京的山山水水，结伴游娱，与现在的年轻女性差不多。我见到的母亲老照片里，游览最多的，应该是玄武湖、灵谷寺、明故宫、孝陵卫等，因为离得近。照片中还经常出现谭延闿的墓，但我估计她也不知道墓中埋的是何人。我特别感触的是，彼时的玄武湖满植荷莲，之茂、之密，与现在的海淀诸园差不多。在游玄武湖的照片中，母亲好像经常是划桨人。其实，一条大船，上面坐了十几个女生，她哪里划得动？根本就是摆拍嘛！还有更有趣的。在灵谷寺拍的照片里，一群女生合影，竟有四、五个爬上了大铜香炉的炉顶，做姿摆势，上下簇成一团，煞是可笑。
到了1955年，我的大姐出生。因为是在南京生的，取名“红宁”。“红”当然是革命血脉的意思，“宁”就是南京了。之后，母亲被学校保送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俄语，周末往返于宁、沪之间。学业繁重，又兼在异地上学，孩子也只能送回湖北老家了。母亲的影册里，南京的照片减少，上海的开始多起来了。1959年，父亲转业，服从组织的安排，到了河南开封工作。母亲在大学毕业之后，也于次年来到开封，在当时的开封师范学院（现在的河南大学）外语系任教，讲授俄语。自此，我们家与南京的关系，就只在相册里了。再往后若干年，我二姐和我出生。
现在想来，在我已经的岁月里，河北、湖北、河南、北京等地，都记录在各式表格、档案、文书里。甚至是山西，我都想考据一下先祖“走东口”的来由。独独南京，没有任何印迹。直到现在，我正确的籍贯地，还是河北赤城，虽然我一次也没有去过。那南京呢？那南京呢？南京之于我们家，当然主要是我的父母，有着难于湮灭的生命印记。你想想，一对青年刚刚成熟，他们参加工作、生儿育女的城市，怎么能不重要呢？特别是我的母亲，南京岁月，可能是她一生最大的精神依托。再说我了。过去，除了出差、开会、旅行，南京对于我只是一个研究、观察的对象，并无太多私性的关联。但是，这次主编《南京文学地图》，一方面扒梳文本的资料，一方面翻检家里的老照片，竟与南京有了某种精神邂逅的感觉。我曾找了若干张父母在南京的老照片，准备作为书中的插图。当然，由于整个丛书的一致性，照片也没有用上。不过，编就这本《南京文学地图》，一方面是我的学术性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从我们家的角度，对理解这个城市，做一个注脚。
现在，读者手持《南京文学地图》，是在阅读南京；作为主编的我，看到这本书，也是在回念我的家世。所以，既完成了一份工作，又作了一次家族的精神旅行。欣喜与感伤，两者都在其中了。
（作者系华体会娱乐场 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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