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者阐释”走向“主体创新”

三、辨析与阐释：走向主体创新的文艺理论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始终表现出“他者阐释”与“主体创新”的交织、碰撞与博弈。尽管出现了上述失误，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从“他者阐释”逐步走向“主体创新”。纵观近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嬗变历程，凸显出中国文艺理论学者的自主创新意识与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使命感、紧迫感。

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者阐释”在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初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他者阐释”是文艺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需求。新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引发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由其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文艺活动产生激荡。文艺的转变也迫使文艺理论做出应答，面对日益多元化的文艺创作实践，以往单一化的文艺理论难以应对，因此，理论工作者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通过寻求各种新理论加以回应。

其次，西方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密不可分。信息时代、传媒时代的到来，各国纷纷参与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谋求自身发展。 “他者阐释”的引入可以开阔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理论探索的方法，多元化的理论与多样化的研究模式有利于互相参照、取长补短。因此，“他者阐释”的引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论在互补融合中实现共同促进当代中国文论建构的目的。

第三，西方文艺理论能够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储备能量。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面对信息化时代，不仅东西文化在碰撞，古今文化也在交汇。过去的文艺观念与文艺理论在现实面前，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无奈与乏力。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对我国文化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面临着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问题。因此，中国学者必然会向已经是现代、后现代的西方国家寻求答案。

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他者阐释”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思路，为我国文艺理论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养，也起到了推进我国文艺学建设的作用，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主体阐释”的声音极其微弱甚至被遮蔽，时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因此，如何独立自主地构建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中国学派——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中国学派，是新时期四十年学者们积极追寻并为之努力的目标，也是构建当代中国文艺学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的目标。因此，在当下众声喧哗的理论中，如何立足我国社会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为轴线，将中国的传统诗学与西方文艺理论林林总总的学派、观点、学说进行融合，回应各种文艺活动的新情况、新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成为我们亟待担当的历史责任。

长久以来，“他者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着中国本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理论界“主体创新”声音非常微弱。不少学者尖锐地指出，我们引进“他者阐释”的目的不是要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追求创新。主体创新是“中国­—化”，这与“他者阐释”的“化—中国”截然不同。“他者阐释”缺乏批判精神，不加甄别地一味“拿来”，不顾中国国情地生搬硬套，以对西方的膜拜使中国复制、再现西方理论话语模式；而“主体创新”则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有甄别地对古今中外的已有研究成果加以“扬弃”，通过内化为我们自身的学养，从而实现主体创新水平的提高。

要使“他者阐释”为我所用，必须经过“中国化”这一环节，这就需要主体的创新。只有中国化为与当下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时，才能获得实践力量。因此，如果仅仅邯郸学步式地追随在西方文论的后面，亦步亦趋，难免失之偏颇，必然导致丧失我们自己的话语。一个没有自己声音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难以拥有话语权。当我们大谈西方的“对话—交流”理论时，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拿什么去与他者对话、交流？鉴于此，学者们一方面反思西方文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得失，一方面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构建上，试图通过对本土理论话语的重构以实现与西方的平等交流对话。

总之，新时期文艺理论已经走过了四十年。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焦虑，如何发展已有的成绩，克服存在的不足，尤其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关系到能否有效的借鉴“他者阐释”的滋养，关系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主体创新”的健康发展轨道的关键所在。为此，值得我们继续努力、继续探索。

（作者杨杰系我校艺术研究院教授）

（编辑：尚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