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鹤麟：我们还看过美国杨百翰大学学生的访京演出，美国的同龄人穿着花里胡哨的衣裙，男男女女互相搂着抱着跳舞令人印象深刻。还记得有次看啥晚会，女报幕员上台报幕时，坐我身边的班长任金州端着相机对她瞄来瞄去，嘴里说：“程鹤麟，你说要是她这会儿摔一大跟头会怎么样啊？”任金州真坏啊有木有！
再说77摄影班仅有的两位美女——王桂华和温化平，作为“稀有动物”的她们却“独属”于第四小组的五个男生——钟大年、乔保平、韩国强、余义宁、徐佳伦。
乔保平：刚入学分组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女生分到了我们组，我们宿舍五个男生，加上她们两个是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小组。后来班里有同学就提意见，说咱们班就两个女生，怎么分到一个组了？应该调出来一个分到我们组。但是没有拆开，没拆开的原因就是她们不同意，她们两个女生希望在一起做个伴。所以她俩就没分开，四年来始终在我们小组，别的组都非常羡慕我们。
第四小组让人羡慕的原因除了有两位女生，还有一个很大方的大款——钟大年。在77级摄影班年龄稍大一些的学生中，只要在上学前有五年工龄就可以带着工资上学，当时任金州已经是三级工，每月工资47元多，是班里带工资上学的同学中最高的一位。钟大年每月工资稍微低一些。对比大部分依靠助学金上学的其他同学，他们称得上是学生中的大款。
任金州：钟大年很豪爽，他们组经常花他的钱，掏钱请客吃饭多，一直到现在同学们聚在一起吃饭时，但凡有钟大年，都是他主动买单。
来自于人民公社，习惯了集体所有制生活的钟同学，也习惯了同学们和他共同享有自己的私人财产。
钟大年：我的工资基本上成了我们小组的活动经费。经常我的工资刚从陕西汇来，我还没见到，余义宁已经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去了。
韩国强：大年自己在生活上十分节俭，吸烟舍不得买烟卷，而是用旧报纸卷着烟丝抽。他常说：“我们这些下过乡的人，什么苦也能吃。”但和同学们在一起，他花钱却很大方。那时我们上街打牙祭，大都是大年买单。
有热心人张罗，又有经费支持，第四小组的摄影创作和业余活动多姿多彩，七个人常常结伴而行，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北海，直至北京的大小胡同，都留下了他们拍摄的足迹。钟大年和王桂华家都在北京，只要大家一行动，他们就在家里备好吃喝，与组里的同学一起分享，其乐融融，宛如一家人。有一次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作业时，为了拍摄真实的海景，他们一起远赴北戴河。为了拍到壮观的长城日出，七个人选择了晚上出发，夜宿长城。
徐佳伦：当时想要拍长城的日出，但是交通工具很不方便，晚上开始坐汽车，然后坐火车，坐到长城脚下一个车站，我们自己带了煤油炉和锅，在候车室里头做饭，引得车站管理员过来看我们究竟在干什么。当时天已经很冷了，唯恐错过日出，我们晚上没敢睡觉，就在那儿聊天，聊到天蒙蒙亮爬上长城，不幸的是既没看见日出，也没拍到好照片，因为天气的原因太阳没出来，再加上学校发的普通照相机，没有变焦镜头。
当时北京广播学院地处郊区，远离城市，学生们出行是个大问题。按当时北京市公交月票的分类，到达北京广播学院需买通用月票。市区、郊区都可用，5元钱一张。这种月票还分“通工”和“通学”；“通工”是5元钱一张，“通学”是4元钱一张。就是这4元钱要花去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尤其是外地来的学生一般都不会买月票。只有北京的学生因为每个周日都要回家才会买月票。地处偏僻的广播学院，学生想进一次城且不说路途遥远、搭上时间，车钱也是不小的数字。在那时，学生之间月票借来借去是常有的事情。也是因为地处偏僻，北京电影学院因为有个美术专业，画月票便成了他们的特色，那时的做法也成为每个学生记忆当中的一道风景。
（编辑：王丹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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