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存志老师的摄影艺术课和朱羽君、任远老师的电视画面编辑课，把77摄影班的学习带入电视专业课阶段，此时他们扛起了能拍16毫米电影胶片的红旗摄影机。
红旗摄影机是甘肃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当年国内电视台普遍使用的是这个设备。拍照片有“电影厂”胶片做后盾，拍电视作业只有学校发的几盒电影胶片，每盒胶片的长度是100英尺，拍摄时间约2.5分钟，如果拍不好，连补拍的条件和机会都没有。所以每拍一个镜头，都要认真揣摩、精心设计，不能随意按动开关，一旦开拍，心里还要默数着秒数，不能多拍一秒的多余镜头。
任金州：甘光厂红旗牌摄影机是手摇发条作为动力的，手摇摇满了拍一次也就拍30秒钟，一个片盒时长是2分半，一拍起来，我们当时喜欢这种咔咔声，摄影机的抓片爪往下一拽就有机械转动的咔咔声，就跟打枪一样，我们拍摄的时候，听到这种声音就特别兴奋。
由于学校设备有限，红旗摄影机也是由几名同学合用。从那时起，任金州和马国力就成了“黄金搭档”。有一次，为了分配好摄影机，马国力同学专门给任金州留了封信：
金州：因这几天天气不佳，是否你能先拍，我等到下星期五六再说。摄影机放你家里，里面有一盒片子未拍，你可用，摄影机完好，我已试过，你如需要帮忙，请告诉我……
两人的默契和情谊，从信中可见一斑。
电影胶片的负片依然要自己冲洗，在颇似作坊的暗室里，同学们先要把一盒盒胶片均匀整齐地缠绕在一个木制的胶片洗印架上，然后放进显影槽里。一切皆为手工作业，既要细心，也要有耐心，每个步骤都不可粗心大意。
拍照片的时候，宿舍是暗室；拍电影片的时候，宿舍就成了剪辑室。本来就不宽敞的宿舍，每人的床边又放了一个布制的折叠式片兜，宿舍显得更加拥挤。片兜是用来放置胶片的，只要剪辑电影胶片，片兜是必备物品，不能缺少。几百英尺的胶片素材，依据镜头内容分段剪开，然后再用曲别针或夹子把剪开的胶片别在片兜的边沿上，剪辑的时候就从片兜里挑选镜头，当片兜里的胶片所剩无几时，就意味着剪片工作即将大功告成。
剪辑切刀、看片机和透明胶带，就是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完成电影画面剪辑工作。同现在相比，当时的教学条件堪称简陋，甚至有点“寒酸”。但这非但没有影响77摄影班同学们对学业的专注和探求，反倒成为他们最为怀念的校园记忆和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
程鹤麟：摄影班的同学还就是拉风啊有木有！77编采的杨建军跟我一样来自福建，酷爱摄影，可是校方不给他们配照相机啊有木有！16毫米电影摄影机就更木有啦！有次做电影作业，程鹤麟一时抽风想到去天安门广场拍升旗，就拉了杨建军同去，这哥们二话不说就跟着走啊有木有！我从住校的福建籍老师黄炜那儿借了辆自行车，下半夜驮着杨建军还有摄影机从广院出发去天安门。事件以悲剧收场：开始升旗了，摄影机发条不行了，我请杨建军帮忙手摇，摇得不匀，片子冲洗出来，那国旗是哆哆嗦嗦往上升，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拍完回校，刚到郎家园自行车轮胎爆裂，臊眉耷眼去修车，修车店还没开门有木有！
刘新荣：朱羽君老师的摄影构图课，让我们真切体会到摄影创作的辛劳和乐趣。为完成作业，我们起早贪黑奔波于北京各大景区、艺术院校、工厂和乡村，能拍出一张得意的照片是最感欣慰和惬意的事。
从照相机到摄影机，从感光材料到胶片洗印，在这个系统地学习知识和掌握实际操作技能的过程中，77摄影班的同学们以笨功夫习得了真手艺，那就是不辞辛苦地付出，不计成本地打磨，只是为了生成一个好作品。
李讯：记得我和王政为拍日落照片，下午4点，才从北京城东的学院所在地辗转几路公交车，急匆匆赶往地处西郊的颐和园，在昆明湖畔寻找最佳角度和最佳构图。拍摄完成，在暮色中一个面包一瓶啤酒，美滋滋地享受着。
对胶片摄影的怀念，实际上是对一种学习氛围的想念，是对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与相处的怀念。来自77级摄影班关于影像的那些启蒙记忆也许是对胶片时代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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