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解放的狂欢给一代年轻人带来了短暂的行动自由，但同时将知识领域的求索之路彻底堵死。从1966年到1968年，任金州和他的同班同学只是勉强继续上了一年课程，也就是初中一年级，之后，他们就完全告别了学校的书桌，走入了另外一个天地。1968年，15岁的任金州在父亲的安排下，参军入伍，来到天津郊区成为一名步兵。也是在同一年，18岁的初二学生岑传理被迫中断学业，从学校直接入伍，奔赴青岛成为人民海军的一员新兵。
高校停止招生，学校全部停摆，全民闹革命让几代人的脚步停滞。若干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老三届”的名词，岑传理作为一名“老初二”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但对于大多数亲历者来说，这个词和背后的故事，日后都成为蹉跎青春那欲说还休的符号记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遇连年自然灾害，加上高考废止，大量初高中生滞留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全国在校“老三届”学生超过一千万人，国家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苏联号召青年到边疆开荒，既解决粮食问题又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很快被中国借鉴。1968年12月，上山下乡开始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69年，钟大年加入了这个后来被称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庞大队伍。
钟大年：15岁，在现在算是未成年人，需受“妇女儿童保护法”保护。而我在15岁时，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从北京到了陕西一个只有十二户、六十多口人的小山村劳动。
也许是命运的关照，在和同辈人一起慨然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当口，16岁的马国力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当兵的机会，而更加幸运的是，他被分配到中国民航飞行总队从事航空摄影工作。也是在1969年，作为在总参大院长大，有着军界父辈的孩子，和任金州一样，叶青醇入伍似乎是情理之中的正常安排。
叶青醇：1969年底，我算是69年的兵。我们部队有着传奇的经历，唐山大地震，这支部队第一个冲进现场。抗震救灾后，驻守在唐山旁边的一个凤山水库，是离唐山最近的一个部队，番号是北京军区炮兵五师50团，我当了一名通讯兵，干的工作就好像《英雄儿女》中手持报话机的王成那样。
当兵，这是“文革”中知识青年最好、最令人羡慕的出路，也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家庭地位的凸显。在77摄影班这个集体中，1954年之前出生的有9名，其中7位都有参军的经历。除4名北京学生之外，贵州的李讯、云南的周五一以及江西的柳春江也在其列。解读当时每一名77摄影班同学的选择，他们和今日同龄人一样，各自的落点都是时代、家庭、个人等诸多因素角力的结果。只是，当他们在一个本该属于书桌旁的年纪而过早地成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时，用幸运和不幸来概括都未免过于简单。
1957年出生的程鹤麟，曾应《凤凰周刊》约稿，写下一篇名为《少年程鹤麟的“文革”岁月》的文章：
1966年5月中旬伟大的那一天，不到10岁的程鹤麟正在跟小伙伴玩滋尿窝。1968年10月月尾的那段伟大日子，广播里传来特大喜讯，一个大人物被抛弃了，小学生程鹤麟高高兴兴地戴着印有“红小兵”字样的红袖章跟着大人一起上街游行乱叫打倒狂呼万岁。青年和少年的程鹤麟，其“文革”岁月基本上就跟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常在日记中所写的那句话一样：“无事可记。”
可叹政治风暴中的少年意气竟然如此鲜活不已。无论是到军队的大熔炉里历练，还是投身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修行，开始于1966年的浩大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永远定格成77摄影班或大或小成员的青春期背景。
也许荒诞至极，所以无事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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