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在其小说理论中一致致力于寻找一种超越现代小说的文学表达样式，在他看来，现代（欧洲）小说同“现代”存在某种同构关系，小说的目的在于在上帝远去之后，将“人”树立为“成为一切基础”的主体，因此在小说中，主人公必须与一切世俗之物脱离关系，甚至不能有后代，用他的术语说，就是“小说厌恶生殖”。这样的小说在昆德拉看来是构建欧洲“现代”的几个世纪的梦想，甚至在这样一种小说结构里，根本性的笑与幽默没有它们的位置。
昆德拉关于文学（小说）同现代的这种关联的讨论，我们在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著作里同样也能看到。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柄谷开篇引用夏目漱石在他的《文学论》序言中关于文学的讨论，夏目漱石认为自从自己去了英国回来之后，总有一种“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一种不安之感”。以此为开篇，柄谷整本书都在讨论“文学”作为一种建制，其实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同一过程，或者更简单的说，“文学”是一种现代装置，并非如我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文学自古就有。
因此，夏目漱石的“被英国文学所欺而生一种不安之感”其实是东亚的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在最初接触现代“文学”时必然产生的一种陌生感。夏目漱石的这种感觉其实在中国现代之初两代知识分子那里或多或少也存在过。但两代知识分子的感受稍微有些出入，对于第一代知识分子（如章太炎）而言，在文学接受之初就有夏目的这种感受，但到了第二代知识分子，文学的建制在东亚基本形成，因此，他们对文学的制度最初几乎都是全盘接受的，并且大多数都一直这样自然而然地接受下去，但鲁迅是个例外，他对于文学的这种“不安”是后来逐渐形成的。
东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文学有这种不安之感，在于东亚与西欧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根本不同，即民族-国家的兴起源于西欧的内部的历史性需求，而东亚地区一直在“帝国”的结构中。但东亚的现代进程恰恰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结构压抑“帝国”结构的结果。并且不仅是“帝国”的结构被压抑，跟随“帝国”的一切——文化的、生活方式的——都被压抑。这样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眼见的“现代”。
通常，我们的历史叙述会被民族-国家结构所慑服，并认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的线性叙事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最近的世界历史叙述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孙隆基的《新世界史》，刘禾主编的《文明的等级论》以及柄谷行人近年来的一系列著作（《历史与反复》、《世界史的构造》、《帝国的结构》等）都在致力于一种更为丰富的世界史叙述。在《历史与反复》中，柄谷指出，世界历史总在反复中行进，但这种反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的过程，而总呈现为过去某种被压抑的结构在更高一层面的复回。就目前世界状况而言，柄谷认为，过去被民族-国家所压抑的“帝国”结构有一种复苏的迹象，就东亚而言，目前的状况同120年前的甲午年极其相似，但却是一种高层面的回归，很显然中国不再是积弱的晚清帝国，而是日益强盛的“中华”。或者更简单明了地说，柄谷认为，中国过去被“压抑”的某种“帝国”原理正在回归之中。这种回归将会有益于世界历史的未来进程。在柄谷看来，“帝国”同现代民族-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与文化系统。“帝国”是建立在“世界-帝国”体系之上的，“帝国”存在于相互的馈赠予礼让之中，具体表现为朝贡体系。与“绝对主权”所构建起来的民族-国家所不同的是，“帝国”容许“故乡”的存在，也就是在“帝国”原理中，帝国区域内的各民族各个地区的民风习俗都会自然的存在，而不会失去“故乡”。但民族-国家是建立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上的，这种体系会摧毁一切不相同的风俗与习惯使之一体化。并且，民族-国家相互的竞争最终的结果会导致霸道的“帝国主义”。同这种霸道的“帝国主义”相对的是“王道”的“帝国”原理，在柄谷看来，要抵制今天的霸道的“帝国主义”，在更高层面上恢复“帝国”原理是最好的办法与救治之途。
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衰落，同这种体系一种构建起来的文学及其制度正在急速地衰落，文学不再成为人们生活所关注的中心，或者历史地说，文学已经完成了它过去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现在，被文学所压抑的某种过去属于“帝国”的书写会随同“帝国”结构一起在某种更高层面上回归。这就是“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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