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 Complexity
转型中的中国的确是很复杂的情况，什么叫复杂性，卫毅老师说过这么一件事，他曾经采访过一个水污染事件，原来在湖边渔民靠打鱼生活，发现很多工厂带来污染，造成湖底瘀泥，打鱼收入受到影响，就会有环保抗议的行为。随着事情的发展，一个很意外的情况是，淤泥中产生红虫，而这个红虫能在花鸟市场上卖钱，变成了一种新的产业，于是当地人从这样的污染当中甚至可以找到获利的可能性，这样的情境之下，原来的环保意愿就没有那么强烈了，这个就是在所谓环保故事背后的复杂性。
我有一个亲身的采访经验。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对象叫郜艳敏，可能很多人知道她，去年或今年再次成为网络讨论的主角。她的故事很简单，18岁的时候被人贩子骗到山村当媳妇，在河北曲阳县。当地很多被拐来的媳妇都跑掉了，她发现有很多没有母亲、父亲在外打工的孤儿，于心不忍就留下来做代课老师。她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当地的改编之下，她的故事变成一部叫《嫁给大山的女人》的主旋律电影。这样一种表达在网上引发很多争议，网友觉得这种所谓主旋律的叙事对于人本身权益的漠视。
我说的这种复杂性在于，网络上很多人质疑她太软弱，甚至怪她当时为什么不跑，为什么跟买你的人贩子在一起，因为那些人是罪犯。这种说法当然是出于对她的关心。可是现状背后的复杂性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被买来之前她的老家比她被拐卖的那个地方还要穷，她才会在那个地方安下心来。她在老家更加贫瘠，更加封闭的地方可能她生活会更加困难。第二，当时她被绑架的时候遭到性侵，去买她的人在她眼里相当于救了她。这个就是中国现象背后的复杂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定，公安部、民政部等多部门《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相关条款指出，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口迁移手续。这个就是复杂性。
每个震撼人心的社会事件事实上真的很难有同一个目标和出口，捍卫法律的人看到整体，创作者和共情者看到细微，都没有错，因为它复杂，层次与面向丰富。所以它难，又残忍又荒诞，还自圆其说。
非虚构是一种建构性的叙事
非虚构不是说不能建构，非虚构本身是可以被建构的叙事。在不同的媒介技术环境下，建构的方式不一样。传统的写作者拿笔，而如今最新的应用在尝试用虚拟现实建构新闻场景。
在建构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聚焦和移轴”。看到什么，没有看到，什么该放大，什么该缩小。2012年西安反日示威的时候有砸日系车的乱象，一位西安普通市民拿着一张纸板站在马路边，上面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车主调头”，当《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记者在这一瞬间把目光聚焦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拐点”本身成为一种隐喻，是个人的拐点、也是民族的拐点，更是关于历史记忆和现实动员的拐点。
建构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叫“潜文本”。我们说这个事情的同时可能也在说另外一个事情。比如在《路遥身后20年》里头，作者本身讲的是路遥，可能背后讲的是中国20年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两种文本之间相互辉映。
当然还有“隐喻”的问题，在杨潇写的《杨永信网戒中心的86条规定》中，那个网戒中心本身就是“老大哥”的隐喻。而且看上去很残暴的网瘾中心里，里面居然还有一些“协商制度”，比如可以让这些被电击的小孩家长提提意见，但意见无非是：网戒中心的桌椅有点旧了，该换新的了。网戒中心虚心接受了意见，更换了桌椅，家委会很满意。
记者在建构的过程中常常要处理“主观视角”与“上帝视角”的问题。何伟说过《纽约客》允许以他自己的叙述方式描述这些人物。非虚构写作的乐趣就是寻找说故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点，找出一个能够畅所欲言和观察入微的方式。记者进入太深如何再从中抽离可能是最大的难点，接近它很难，疏离它更难。非虚构写作的乐趣就是寻找说故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点，找到能够畅所欲言和细微、观察入微的方式，这就是建构。
建构有的时候还需要面临一个重构的问题，比如赵涵漠写过723动车事故的文章《永不抵达的列车》时，当她看到事故废墟的时候，现场乱七八糟，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照片拍下来，回去再看里面的细节，重构事故发生的一瞬间人们在做什么。这么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看似没有任何意义的火车上那最后的生活细节，现在看起来却如此触目惊心，这就是重构。就像《广岛》的开篇一样，陈列生活细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这些人会面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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