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在古代文论、古典美学方面我也一直在研究，这里面的确有一个精力如何分配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学术兴趣。我觉得有些搞古代文论研究的人存在着心焦意识，或者说是困惑、着急，因为这些年随着视觉文化的崛起，一些人认为文学受到了图像的挤压，一些古代文论研究学者认为自己没有话语权了，业内有个名词叫做“失语症”，上世纪九十年代非常流行。我一直不这么看，一方面因为我在传媒大学，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在搞广播电视艺术、包括视觉文化研究，他们的研究很成气候，很有发言权；但是我们搞文学理论研究，开设的文学方面的一些课程，对我们各个专业的学生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的毕业生在媒体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这与他们在校时受到的不同学科的教育熏陶是很有关系的，我甚至感到，学生受到公共课的沾溉，有些不亚于专业课。
古代文论和美学是我硕士和博士指导的方向，也正好利用了我过去的学术资源、学术基础。我从小就喜欢古典诗词，研究生毕业以后不断学习理论、钻研理论，学术界有些人认为我们失语了、边缘化了，我不这么看，我一直有着自己的自信。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自信，我觉得我们的国学还有那么多闪光的东西有待于发掘，还有那么多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发现，这恰恰需要一种理论的眼光去发现、去建构。文献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文献的选择、甄别、建构，能否通过文献发掘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其中大有作为。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现在一级学科多了、博士点多了，选题重复很多，我参加外校答辩，发现很多学生的论文缺乏高度。今年我的一个博士生入学答辩，他的科研设想跟广播电视关联很多，我告诉他作为广播电视艺术学这是很好的选题，但是现在不行，你应该重新进入到文艺学科中来深造、提高。无论你用什么方法、理论资源都不要紧，包括古典的、现代的、外国的，但是一定要站到理论的高度上，提出相应的理论问题来，这个才是你文艺学学科的本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认为我们古典的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王国维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我们也可以套用这句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这一点我们能够从不同时代看出。乾嘉学派注重考据，建构了他们希望建构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可以发现很多东西，重新阐释，阐释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同时又要贴近它的原意。这个过程中我做了很多相应的工作，有些学者认为我搞比较搞得好，我没有明确的搞什么比较，只是觉得理论著作，无论是中国的、西方的，人家说得好就行了，我们都可以拿来用。既然前人已经看到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也好、海德格尔也好，还是伽达默尔也好，人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用一种他的话语方式揭开了它的秘密，我们为什么不能借用呢？人类的思想宝库是全人类的财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的。况且现在语言的障碍没有以前那么严重，现在有很多可信的翻译著作。就我本人来说，虽然我不懂西文，但是我会选择一些可靠的译本，比如朱光潜先生翻译的《美学》，甘阳翻译的《人论》，高建平翻译的《艺术即经验》等等，这些著作都翻译得非常清楚、准确，很少有瑕疵。在古代文论领域，这些年我做了很多范畴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些是借用原来的中国古典的研究范畴，有些是我们自己整合的，写了一系列这些方面的文章，比如“审美画境”、“审美体悟”、“神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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