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清：作为一种文化隐喻的《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一个事件，低排片的市场遭遇、六旬制片人的悲怆一跪，让这部电影已经获得了超过电影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它呈现出一种源自文本内外的双重追缅与悲悼，也让所有的评说更加斑驳复杂，不同的声音和争议彰显的是评说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审美趣味。

从电影文本来看，影片是一曲挽歌，表达了老一代电影人对唢呐这一传统艺术及匠活儿被急速前行的时代所抛弃的无限叹惋之情，主人公焦三爷恰似这一生动的文化活化石，他的坚守与离世都充满了末路英雄的悲壮与尊严，但同时又伴随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苍凉与徒劳。这一精神内涵是为我们所熟悉的，老舍先生的《断魂枪》、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都生动地呈现了这种历史与道德的二律悖反，也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所必然面对的悖论、尴尬与无奈。影片中唢呐队与流行乐队演唱的狭路相逢给人带来的恰是这种锥心之痛。从这个角度来说，影片的观念和立意并不新鲜，带有浓厚的1980年代气质，甚至它还缺乏冯骥才先生在《神鞭》中表现的“变则通，通则久”的自我革新意识，吴天明在此所表现的主人公的观念上的保守、缺乏现代意识无疑带有导演夫子自道的意味。影片收束在焦三爷离世的悲凉与天鸣对老一辈的缅怀之情中，令人颇多遗憾，游天鸣所代表的新一代的姿态和出路其实更是影片应该表现的——毕竟他们承载着传统、更见证着当下的所有复杂性与撕裂感。吴天明式的收尾所伴随的浓重的悲剧感也就注定无法被所有人所认同，但却是老一代电影人最真实的情感情绪的表达。

《百鸟朝凤》的意义和价值超出了单文本自身，它是一个文化隐喻和象征，有着强大的现实指向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命运、经济与伦理的冲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被第一次提出，也是当代跨越中西的世界发展问题，在欠发达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艺术作为对所有消逝过往的一种纪念，心理情感的替代性满足，发挥着它最珍贵的功能。《百鸟朝凤》展现的唢呐匠活儿及其艺人的悲剧命运，隐喻着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而其中浓的化不开的悲悼与痛惜之情虽有失理性乃至趋向偏执，却不失艺术及艺术家的本分，影片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为弱者悲歌，为过往的美好咏叹，在强大的经济与现实的洪流面前，选择与伦理和传统同在，传达的并非理性或真理，而是一种立场和情感态度。在这一点上，大导演吴天明的境遇与文化选择与王国维在精神气质上有某种相通之处，尽管从文化面貌和美学趣味上他们是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