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具有鲜明的的民族性，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种表达。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解，文化传播（包括文学艺术、教科书、报刊、影视等等），构成了一个民族“想像的共同体”，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当代被大众媒介文化包围的社会氛围中，特别是在媒介传播中的消费、殖民因素侵蚀之下，民族性的缺失和文化消费性的泛滥，成为当前文化的一大弊病。有鉴于此，我们要重申文化传播的民族性，“凝心聚力”，倡言文化传播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近代文化传播与民族自卑
近代中国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学者指出：“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从世界领先的地位降到后发国家的位置，于是中国文化的心态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崇洋与自卑之间”。在西方入侵和西学东渐的作用下，中国人的西方观发生了整体性、根本性的变化，崇洋心理逐渐取代了“天朝上国”的观念，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心理，并影响到社会意识的变迁。余英时说：“一百年来，在中国文化界发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心态。西方知识界稍有风吹草动，不用三五年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人闻风而起”。教科书是印刷文化传播的形式，在清末民初，也深深地打上民族自卑的烙印。清末废科举、办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地理作为中小学文化基础课程的必修课。商务印书局出版的《中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屠寄，光绪三十一年初版）“人民”部分，在中国国民的“性质”一段，以“外国人观我性质”，认为“人种驳杂，方言参差，无统一之宗教，无立宪之政礼，其他百般关系，各地不同，故无国民之性质”。该书编者还说：“中国人所最缺乏者，全体之爱国心，非无个人之勇气也。”伴随着民族自信的丢失，是欧洲中心观念的蔓延。1907年版的教科书《人生地理学》在“每个种族的优劣及其未来”一节中提到,现今世界是“最优秀的白种人”控制了地球。民国三年（1914年），中学教科书《人文地理》（供中学四年级下半年之用，该书至1925年共印刷十一次）在“人类种族”一章开篇就指出：“在世界的种族中，组织有强弱，肤色有黑白、性质有柔脆、文化有优劣。总体看来，他们并不在同一层次上。”年轻的学生们被告知，在五个种族中，白种人最强大，但黄种人最丰饶，会逐渐遍及五大洲（傅运森《人文地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9—15页）。
近代以来，在面对西方强权时，中心身份的失落，也使国人对于自我的民族身份主体产生怀疑。时至今日，崇洋的心理还残存于不少国人心中。按照安德森的理论，教科书、报刊和文艺是民族“想像的共同体”的主干，在此种因素的影响下，民族自卑成为近代以来国人“想像的共同体”。
当下的文化传播与民族性
媒介文化是目前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其大肆倡导的消费性加速了民族意义的消解：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七夕节等等包含民族价值的节日被报刊鼓吹的消费所异化，“五一”等具有政治意义的节日也被报刊宣传成旅外“黄金周”消费假日。跨国公司的消费逻辑使一部分国人丧失自我。而一些畅销的文艺作品，表达着感官、身体、物质欲望，凭藉传媒的巨大作用，也为制造民族性意义的缺乏推波助澜。媒介传播所制造的资本权力因素使消费更加具有对受众的控制力。市场的标准成为可供个人复制的模板，流行和时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表面上看，人们有绝对自由的选择权和绝对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实际上，貌似自由的选择空间已经提前经过了媒体传播的过滤性“选择”。大多数人被媒体控制而不自知，被“匿名的权威”肆意摆布。消费性的文艺产品其实也是一种媒体文化，其作用与广告无异。这种产品在其引领生活品位和生活方式中往往传达出毫无民族文化意义无价值感，将普泛的“幸福生活”作为供中国人复制的模板，对中国消费者在民族身份界定上进行引导和操纵，使他们淹没于通过媒体制造的模拟的“符码”和“形象”里，引导大众生活于脱离民族本土的拟像当中，造成新的民族自卑，甚至是民族文化的自戕。这些产品在引领大众的生活的同时，大众也就成为媒体价值宣传的消极顺从者，成为丧失民族性的“沉默的大多数”。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往往比多数人更强有力，多数人由一群没有观点的乌合之众组成”。民族自我意识的丧失正是模仿多数的结果，而这个多数正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即使有不同于此的少数人，也只能按照传播媒介来决定自己的意见。但事实是，“哪里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鲁迅就看到社会传播的毁灭力：“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感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攻击迫拶，俾之靡骋”，于是人们随波逐流，“莫不能自主”。从这个角度说，当前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不是削弱了，而是凭藉传媒的力量被强化了。只不过，其作用是消极的。这正是传媒立场上民族“想像的共同体”。它制造出民族形的缺乏，同时迫使所有人接受。
民族重建与文化传播的使命
尤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使文化传播成为真正的民族“共同体”，以正确的价值意义弘扬民族意义。自近代以来，正确的文化传播在引导民族重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曾明确说过：“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他“不过想利用”文艺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们不妨以文学为例，梳理一下新文化对民族使命的实践。
对于新文学史，我们分别有不同的阐释：不断革命的历史逻辑，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现代性的获取，甚至还有所谓“晚清现代性”的阐释。各种文艺现象，从表面上看其立场各个不一，但都以重塑民族自信、传播新的国家精神为主流。以晚清为例。清末民初由“维新”主题传达的是对于中国“进步”并融入世界的想像。比如，晚清的科幻小说并非完全的“科学幻想”，亦是一种政治小说，是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文学。这类小说上接王韬的《淞隐漫录》等作品，往往通过对理想世界的想像，不仅向国民介绍各种西方科技文明，而且不断地倡导新的国家政治图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陈天华的《狮子吼》也是对未来中国政治的乌托邦图画，引发人们对宏大的现代化国家的无限憧憬。这些作品的民族意义甚为突出，以致时人有“作为国民之标本”的称誉。也就是说，即使是人们所说的“晚清现代性”传统，也脱离不了传导新的民族精神的范畴。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两大文学主体，“启蒙”也好，“救亡”也好，其实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两个方面。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探索，京派等人的民族再造观念，抗战文艺的民族精神高扬，８０年代新“启蒙”文学的产生，虽说其价值立场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都在传播新的民族精神。从主题来说，不管是启蒙的新文化改造农民，还是工农兵改造知识分子，不管是城市优于乡村，还是乡村改造城市，客观地讲，也都体现着健康的民族性探索；从人物形象来说，知识分子、农民、工农兵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也正体现着这一核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性建设是中国新文艺传播最重要的传统。当前，文化传播所负有的民族使命愈发紧迫。由此，我们应当重申“五四”以来新文化传播的优良传统。文化传播的使命是树立民族新的精神，而不是以消费、娱乐消灭意义。
* 作者系我校专家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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