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战略层次上的工作部署与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19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
长期以来，中国国际传播的整体理念与架构安排较为重视政治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近些年来逐渐演变为文化层面）的国际传播，尤其是政治层面的国际传播。这种情况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对于经济层面的国际传播重视不够。就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来看，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和国际影响都已经达到了新高度。2015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是第三名日本GDP的两倍多。自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破4万亿美元，中国已是世界上近百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不仅如此，中国关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经济层面上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加快，以及资本输出与项目输出的规模扩大。除此以外，中国在海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华人华侨的经济利益关切。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在加速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国外经常遭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对中国企业并购的国家安全调查。这表现在象征层面的国际传播上，呼唤国际传播的思维和理念加以转变，需要提升国际传播中经济新闻报道的比重和力度，尤其是事关重大经济利益方面的新闻报道中，要有事实、有数据、有理论、有立场；要向世界讲述中国财富故事，及其与当事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在国际传播中，大家所关注的往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形象，对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形象关注度不高，这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实现。比如，“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模式论”等各种论调层出不穷，不断成为西方媒体炒作的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经济建设及其走出去的整体环境，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布局国和中国对外投资国的疑虑。
“中国经济威胁论”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的崛起速度和量度，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威胁到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的预料。西方国家一方面享受着中国靠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各种产品，一方面对批评中国挤占了其他国家的就业机会。“中国经济崩溃论”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以及当前发展中不断促生的新问题，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加以有效解决，中国经济将会走向崩溃。“中国经济模式论”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长时间的可持续高速度，尤其是在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非但没有发生经济大规模滑坡，反而在继续延续原有的发展速度，令西方国家重新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前两年甚至出现了“中美共治”的说法。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论调，无论是“唱衰”还是“唱红”中国经济的论调，其基本立场上均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考量出发，很多时候这些论调还与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政党竞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期选举中，“中国议题”多年以来已经成为辩论中的标准配置。在关于中国的议题中，除去政治、人权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像人民币汇率、中国企业并购与美国国家安全等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且，整体来看，像人民币汇率这样的议题，是整个发达国家及其媒体都关注的问题，主导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塑造了“中国是个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国家”形象。
此外，某段时期对中国经济持有什么样的论调，与国际局势变化和短期国际议题诉求也关系密切。比如，在国际社会分配节能减排等环保责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被作为一个正面因素，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较少考虑中国的人均经济总量，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但是，在中国改善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地位时，就会遇到“中国应该汇改”、“人民币应该加速升值”、“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管理能力”等言论。再如，“中国对非洲大陆实行经济殖民”的论调，也是西方媒体依据西方殖民史的历史有色眼镜做出的判断，无形中增加了中国企业走到非洲、中国产品在非洲销售的压力。
因此，国际传播需要对有关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论调加以分析并做出回应。这样做并不是说西方媒体指出的问题没有任何道理，也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是说要让西方媒体知道他们提出的论调只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某些方面，而没有看到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其他内容，或者是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与紧迫性。就像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在前年突破10万亿美元，但是中国的总人口、贫困人口数量、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等都远高于发达国家，如果以人均来计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数值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国际传播还应该关注到的是，西方媒体炒作的话题，不仅聚集于中国经济总量与总体发展的层面，还聚焦于中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变化，在短时间内形成热点，造成对中国经济的负面舆论。这在近几年兴起的“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中可见一斑。自2007年中国相继颁布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劳动合同法》以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开始浮出水面。2010年《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旨在鼓励国内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先购买国内自主创新品牌产品”。在此之后，“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急剧发酵，在中国近两年展开的反垄断调查中，这个话题再次被炒热。在垄断企业高通公司被国家发改委罚处60.88亿人民币尘埃落定之前，有西方媒体质疑中国选择性执法。外国投资和西方媒体已经习惯了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政策优惠和税收优惠，对于上述正常变化有些不适应。其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给予了外资非常多的优惠条件，甚至可以说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这是中国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历史成本。现在，中国政府所做的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逐渐让外资回归到正常的“国民待遇”。但是，西方媒体有意无意的误读，影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以至于，商务部专门出面驳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
关于中国“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西方有些媒体解读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是其中却认为中国没有“原版马歇尔计划”中的经济与政治善意，只是中国对外经济扩张和扩大政治影响的手段。这不符合事实，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历史发展中，都有资本输出和项目输出的历史，并且与殖民史紧密关联在一起。中国现在的资本输出与项目输出，不但与殖民无关，还要面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竞争和项目竞争。也就是说，“一路一带”的构想虽然是中国提出的，但具体实施有着全球竞争的时代背景和现实。
因此，对于西方媒体在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总体环境和具体环境两个层面的指责，我们的国际传播应该以翔实的论据和有效的传播手段，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现状，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为中国经济国际化创造良好的世界舆论。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对于有关中国经济的相关舆论不必草木皆兵，要看到某些论调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中国经济的认知程度，以及中国经济存在的具体问题，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加以评判、说明、解释和批判，不是以政治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以专业化解释服众。
当下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与传播全球化并行存在。没有国际传播的有效配合，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经济利益实现的成本将会加大。从国家海外经济利益实现的途径来看，一方面是国家凭借自身的硬实力，即政治、军事等；另一方面是国家具有的软实力，即文化、价值观等。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是，“在传统的力量政治世界中，典型的问题是谁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能赢。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赢’。”显然，向世界“讲述中国财富故事”主要依赖于新闻传播机构，以及在国际经济新闻传播中如何对“故事”加以设计。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体在面对自身国家经济利益的时候，主导议题的能力非常强。比如，当年美国主流媒体为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辩护，基本上完全从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的角度出发，没有顾及美元持有者与美元资产持有者的经济利益，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之间的默契度相当之高，批评声音很小。
就我们自身的客观情况而言，虽然说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还不够，但是对于事关中国的经济议题还是应该力主议程与方向。虽然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但相对而言，经济新闻报道方面的国际传播，其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较轻，可以从更为专业的角度以及对当地经济和民众产生积极影响的角度去解释。由于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与很多国家差别较大，国际舆论发生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并非罕事。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不必急于将其与政治或意识形态挂钩，而是分析其所说的情况与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差别；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纠正“被误读的经济中国”，塑造正在并深刻融入世界的中国国家形象，展示中国在经济领域中与国际社会的良好合作，为自己赢得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宽松的国际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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